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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在读吗？”柯依柳问。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更早的人。”苏涧清把钢笔搁在本子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羊皮里面衬了一层丝绢。那层丝绢上有字。”

    柯依柳坐直了身体。“什么字？”

    “我记在了工作日志里。但那本日志现在不在我手上——九十年代末法门寺博物馆改制，我调离的时候，所有工作日志按规定都要留在馆里存档。我只带走了这几张照片和部分个人笔记。绢上的具体字句，我记得不太全了，但大概意思是——”他眯起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太阳穴，像是在用力把一段埋藏了几十年的记忆从脑沟深处挖出来，“‘此经得自敦煌以西三百里，沙中废寺，不知其名。寺中有一僧人，已坐化，手中握此经。余取经而葬其尸。以其腕上玉镯为信物，嘱商队携回东土，交还其家人。然其家人不可考，镯寄于长安……’后面就是交代镯子的下落。”

    “镯子寄往了长安哪里？”

    “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最后一句。”

    苏涧清闭上眼睛，一字一顿地把那句最后的话念了出来——

    “‘镯归龙泉，与画同藏。’”

    画室里安静了一瞬。

    “镯归龙泉，与画同藏”——这八个字，把从至正十一年到至正二十一年之间那一段最模糊的时间线补上了。玉镯被商队带到了长安，存在了某个地方，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可能是柳问托人找过，可能是商队有人良心未泯，可能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中间人——最终被送回了龙泉，交到了柳问手里。柳问拿到镯子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无名的死讯。他把镯子和那幅未完成的观音像、和《青花瓷片图》、和那封绝笔信一起，封进了木盒子里，交给了弟弟柳问樵，说了一句“待自去”。他知道柳依等的人不会回来了，但他还是把一切都留给了“后来的那个人”。

    柯依柳把那张黑白照片重新拿起来，翻到背面。背面也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墨色已经褪成了暗褐色——“1993年冬，摄于法门寺库房。此经勿忘。”落款是苏涧清自己的名字。她看着“勿忘”两个字，忽然觉得这两个字大概是这个世界对无名最好的纪念——不是记住他的名字，因为名字已经丢了；不是记住他的来历，因为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只是“勿忘”这件事本身——不要忘记有一个僧人，在西行的路上死了，手里握着一卷经书，腕上戴着一只玉镯。不要忘记他把经书送到了。

    “苏老师，”柯依柳把照片放回文件夹里，“您刚才说那卷贝叶经在法门寺博物馆的库房里。现在还在吗？”

    “应该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是国宝级的，不会外借，不会流转。除非有特别重大的研究需要，一般不会拿出来展览。它的编号是FD-1987-00321。你如果要调阅，需要提前两个月向文物局申请，审批流程很繁琐。”

    他想了想，又说：“你要是真想看，我可以帮你找一下法门寺博物馆的老同事。我有一个学生现在在那里做副馆长。她大概能帮你走一个绿色通道——不一定能拿出来，但至少可以让你进库房看一眼。”

    柯依柳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痛快地答应。“您愿意帮我们？”

    苏涧清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让外面的冷空气涌进来。窗外的石榴树上，一只麻雀正站在枝头歪着头往屋里看，被突然打开的窗户吓了一跳，扑棱着翅膀飞走了。苏涧清看着那只鸟飞走的方向，沉默了一会儿。

    “温如愿意把你收为徒弟，一定不是因为你手艺好。”他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转述一个事实，“这世上手艺好的人很多。古画修复这个行当，五年出一个手稳的，十年出一个眼毒的，二十年出一个心静的——但真正能修到画魂的，一百年也未必有一个。而能看见画魂的修复师，我没见过第二个。”

    他转过身来，看着柯依柳。

    “你以为你师父把你从洞窟里捡回那幅观音像，是巧合？”

    柯依柳怔住了。

    苏涧清坐回床沿上，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然后用一种更沉缓的语调讲了下去。

    一九八三年秋天，温如和苏涧清同在陕西考古队。队里负责修复唐代壁画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常年在陕甘交界处的石窟群里工作。温如那时候四十出头，是队里公认手最稳的修复师，任何剥落得只剩下指甲盖大小的壁画残片交到她手上，她都能用一种近乎神圣的耐心把它拼回原位。苏涧清负责文献考证和修复方案的制定，两个人配合了五六年，默契到了不需要说话的地步——温如只需要看一眼苏涧清画的标记线，就知道这一片应该用什么粘合剂、固化时间需要多长。

    就是在那一年秋天，温如在莫高窟的一个侧窟里被困了将近两个小时。她的电筒灭了，栈道上没有灯，她只能靠着墙壁在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