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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涧清把书桌前的转椅让给柯依柳坐，自己坐到床沿上。白三生没有坐，靠在书架旁边，手里还攥着那张碑林的地图。
“说说，温如让你们找我干嘛？”苏涧清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她这个人从来不主动联系老同事。四十年了，逢年过节连个短信都没有。她要是让人找我，一定是遇到了她自己搞不定的事。”
柯依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打开，取出里面打印好的几页纸——柳问的窑工名录、《大慈恩寺志》卷十一的记载、沈家族谱的摘录，以及她自己整理的“半壶纱流转考”时间线。她把这几页纸递给苏涧清。
苏涧清接过纸，没有马上去看。他先把老花镜从额头上拉下来架在鼻梁上，然后从书桌上摸了那支钢笔，又找了一个空白笔记本翻开放在手边——这个准备动作做得极其自然，像是他这辈子已经重复过成千上万次，每一次阅读都可能产生需要记录的东西。然后他才开始看。
他看了很久。房间里只剩下翻纸的沙沙声和窗外石榴树被风吹动的簌簌声。柯依柳注意到他读书的方式——不是一行一行地扫，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每读完一段就会停下来，在空白笔记本上写几个字，然后用笔尖在纸上轻轻点两下，像是在用笔尖敲一个只有他能听到的节拍。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苏涧清把最后一页纸放下，摘下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久到柯依柳以为他不打算说话了。然后他开口，声音比之前深沉了一些。
“你们在找的那卷贝叶经，”他说，“我知道它在哪里。”
柯依柳的心跳又漏了半拍，但没有开口打断。苏涧清站起来，走到书架前，目光在一排一排的书脊上搜寻。他的手很瘦，手背上全是老年斑，但手指的动作很稳，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每一本都抽出来半截看了一眼又塞回去，像是在找一个藏了太久以至于他忘了位置的老朋友。
“大慈恩寺藏经阁的唐代贝叶经，现存于法门寺博物馆。不是展览的那批。是库房里的一批——没有登记在公开目录里，只有内部研究人员可以调阅。我九十年代在法门寺做过三年特聘研究员，参与过地宫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这批贝叶经就是我经手的。”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打开，里面是一叠手写的笔记和几张黑白照片。他把文件夹放在书桌上，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记录让柯依柳看。
“至正十一年入藏的那卷《金刚经》，是当时大慈恩寺藏经阁里唯一一件有明确来源记录的元代入藏品。寺志里写得很清楚——商队从流沙中携来，得自一僧人尸身之侧。这卷经在明代中期从大慈恩寺转移到了法门寺，原因是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大慈恩寺的藏经阁受损严重，部分经卷被分流到周边寺院保存。法门寺当时是扶风县最大的寺院，接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批。”
他在文件夹里翻了翻，抽出一张黑白照片递给柯依柳。照片拍的是一卷横躺着的贝叶经，放在一把木尺旁边作为比例参照。贝叶经的外面裹着一层羊皮，羊皮已经发黑变脆，边缘有几处不规则的破损。经卷的一端露出一小截贝叶，叶片上的梵文清晰可见，笔画细如发丝，排列密集而工整。
“这就是那卷经。”苏涧清说，“羊皮上原来应该还有字，但氧化得太厉害，到我经手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
柯依柳握着照片，指尖微微发颤。她看到的不是一卷经书。她看到一个在流沙里倒下去的男人，手里还握着这卷经书，羊皮裹得很紧很紧，比他自己的命裹得还紧。他倒下去的时候大概是侧着身的，把经书护在胸口，下巴抵在羊皮上，像是用最后的体温在给这卷经书保温。黄沙从四面八方涌上来，先埋住他的脚，再埋住他的腿，再埋住他的腰。他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直到心跳停止，直到皮肤风干，直到羊皮上的字被时间磨得一干二净。她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个人戴过她手腕上这只镯子。
她把照片递给白三生。白三生接过去之后只看了一眼，就把照片翻了过去，背面朝上放在书桌上。他没有说话，但他放在桌边的手指收紧了一下，指节发白。
苏涧清等了一会儿，见两人都没有说话，便继续往下讲。
“九十年代我做这批贝叶经的整理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卷《金刚经》和其他唐代贝叶经在形制上基本一致——贝叶的尺寸、穿孔的位置、梵文的字体，都指向同一个时期。但它的羊皮包裹方式和其他的不一样。其他贝叶经的羊皮包裹是折叠式的，像信封一样把经书装进去。这一卷的羊皮是卷裹式的，缠了很多层，像是被人反复拆开又反复裹上。我当时就觉得，这卷经书在被裹进羊皮之前，可能经历过多次开合——有人在路上反复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