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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藏家？”
“不是。”他说，“但我认识这幅画。”
柯依柳看着他没有说话。
雨越下越大了。银杏叶被雨水打得簌簌作响，金黄色的叶片铺了一地，被水浸透之后颜色变深，像是泼了一地的浓茶。男人站在雨里，风衣已经湿了大半，肩头洇出深色的水渍，但他丝毫没有要避雨的意思，也没有要解释自己身份的意思。他就那么站着，安静地、耐心地，像是在等柯依柳做一个决定。
“你是谁？”柯依柳问。
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用两只手指夹着递过来。名片是素白色的，没有任何图案，只印了一个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
白三生。
名字下面是四个小字：无住画室。
“无住”二字用的是繁体，瘦金体，笔画细而劲，像是用极细的硬毫笔写出来的。柯依柳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她知道“无住”出自《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禅宗的核心义理之一。一个画家用这两个字做画室的名字，要么是故弄玄虚，要么是真的在笔墨里参过禅。
“你是画家？”
“算是。”
“什么叫算是？”
白三生想了想，用一种很认真的语气回答：“画画的人很多，称得上画家的很少。我不确定自己够不够格。”
这话如果换一个人说出来，柯依柳会觉得是故作谦虚。但白三生的语气里没有谦虚，也没有骄傲，甚至没有任何关于自我评价的痕迹。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像在说今天下雨了、银杏叶黄了、天快黑了。
柯依柳把名片收进外套口袋里，往旁边让了半步，把伞往他那边倾斜了一点。两个人站在一把伞底下，中间隔着大约二十厘米的距离。她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很淡的气味，不是香水，是某种木料混合着雨水之后散发出的清香，像是檀木，又像是老庙里经年累月被香火熏透的梁柱。
“你怎么知道《青花瓷片图》在这里？”
“我找它找了很久。”
“多久？”
“从我开始画画的那一天起。”
柯依柳没有追问。不是不想问，是她忽然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疲倦，从脊椎底部升起来，沿着后背一路蔓延到后脑勺，像是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之后才会有的那种困倦，可今天她明明只修了七个小时的画。这种疲倦来得蹊跷，她的身体在提醒她：不要再问了，至少今天不要。
“画今天刚到，还没有正式进入修复程序。”她说，“你想看的话，明天上午九点以后来，我带你登记。”
白三生点点头，往后退了一步，退出伞的遮蔽范围，重新站回雨里。雨水立刻浇透了他的头发，顺着额角流下来，他也不擦，只是微微低头，对柯依柳说了声“谢谢”。
然后他转身走了。
灰风衣的背影走进雨幕里，越走越远，走到银杏树的金黄色树冠外面，走到路灯刚刚亮起来的光晕边缘，走到雨雾将他整个人吞没，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柯依柳撑着伞站在原地，一直看着他消失在路尽头。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这么久，只是觉得那个背影和今天下午在古画里看到的僧人的背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相似。
不是形状上的相似。僧人的背影佝偻、疲惫，像是在风雪里走了太远的路；白三生的背影挺拔、从容，走路的姿态里带着一种长期旅居异国的人特有的疏离和安静。两个背影在视觉上毫无共同之处，可柯依柳就是觉得它们之间有一条线连着，那条线从元代的青花瓷片上延伸出来，穿过六百多年的时间，穿过她今天下午掉落的那几滴眼泪，最后系在这个穿灰风衣的男人后背上。
她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柯依柳住在运河边的一栋老式公寓里，四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年，物业一直没修。她习惯了摸黑上楼，数着台阶，第十三级转弯，第二十级到家门口。掏钥匙的时候她摸到口袋里的名片，掏出来，开了灯，又看了一眼。
白三生。无住画室。
她打开手机搜索这个名字。信号不太好，页面转了很久才加载出来。白三生，本名白砚行，一九八九年生于云南大理，十六岁赴法学画，二十五岁在巴黎举办首次个展，此后十年间在欧洲各大美术馆巡回展出，被法国《艺术评论》称为“东方禅意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最具深度的对话者”。去年他的作品《空山》在佳士得秋拍上以四百七十万欧元成交，创下了四十岁以下华人艺术家的拍卖纪录。
网页上附了几张他的作品图。柯依柳一张一张翻过去，翻到第四张时手指停住了。
那是一幅名为《渡》的抽象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