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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这块肉放在砧板上，站了很久。
后厨里很安静。和平、明轩、嘉嘉、念远，还有专门从纽约飞回来的苏菲，都站在几步之外。没有人说话。
念清拿起菜刀。刀是和平用了半辈子的那把，刀刃磨过无数次，已经比原来窄了一截，但落在砧板上的感觉还是那么稳。她把肉切成方块，每一块都是两厘米见方。刀切下去的时候，肉的反馈通过刀柄传到手心——有阻力，但不多；有弹性，但不韧。和切一块好五花肉的感觉一模一样。
热锅。锅里不放油。肉块下去，用小火慢慢煸。这是嘉禾的手法。煸肉时锅里不放油，让肉自己的油脂渗出来。肉块在锅底滋滋地响着，边缘从粉红变成金黄，油脂从脂肪层里渗出来，在锅底聚成一小洼，清澈见底，微微晃动。
念清用铲子推了一下肉块。肉块在锅底滑动，发出一种湿润的、饱满的声音。不是现代猪肉那种干燥的滋滋声，是一种更沉稳的、像雨点打在油纸伞上的声音。和平听见这个声音，手指在灶沿上轻轻敲了一下。
煸到肉块表面金黄，念清把肉盛出来。锅底的猪油留着。下冰糖，小火炒糖色。糖在热油里融化，从白色变成琥珀色，从琥珀色变成枣红色，冒起细密的泡沫。就在泡沫最密的那一刻，她把肉块倒回去，快速翻炒。每一块肉都均匀地裹上了糖色，色泽红亮，像上了一层釉。
加黄酒。黄酒是沈家自己酿的，方子还是嘉禾从廊坊带来的。酒液遇到热锅，滋啦一声，酒香和肉香一起冲上来。加酱油，加八角，加桂皮，加姜片。加水，水面刚好没过肉块。
大火烧开，转小火。
后厨里弥漫着红烧肉的香气。这香气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拉回到了某个地方。
和平被拉回到1950年代的前门店。他还是个孩子，父亲文渊在灶前做红烧肉，他站在旁边，灶台刚好到他下巴。父亲夹了一块肉，吹了吹，塞进他嘴里。那块肉的味道，他记了七十多年。
明轩被拉回到1980年代。母亲在厨房里做红烧肉，用的是和平从店里带回来的肉。母亲不是厨师，做的红烧肉颜色不如父亲做的亮，但她会往锅里放几颗红枣，说这样甜得自然。后来母亲走了，他再也没吃过放红枣的红烧肉。
嘉嘉被拉回到她第一次从硅谷回北京休年假的那个冬天。她走进菜馆，和平叔公端上来一碗红烧肉。她吃了一块，然后放下筷子，说，叔公，这个味道我在加州想了好多年。和平说，想就回来。
苏菲被拉回到纽约分店开业第一年。她用从北京背来的酱油做红烧肉，肉是美国超市买的五花肉，肥肉太厚，瘦肉太柴。她站在灶前，忽然哭了。不是因为肉不好，是因为她意识到，她正在地球的另一面，做太爷爷做过的菜。那一刻，太爷爷不在照片里，在锅里。
念清被拉回到十二岁。她站在小灶前，第一次独立做红烧肉。爷爷站在三步之外，没有说话。她把肉端到爷爷面前，爷爷尝了一块，说，糖色炒过了一点。她重新做了一锅。第二锅，爷爷尝完说，过了。她做了七锅。第八锅，爷爷尝完，没有说话，只是把她切的那块姜从锅里捞出来，放在她手心里。
现在，念清三十岁。她站在灶前，用自己培育的肉，做沈家的红烧肉。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汤汁从清变浓，颜色从浅变深，香气从厨房飘到前厅，从前厅飘到前门大街。
两个小时后，念清揭开锅盖。
汤汁已经收得浓稠，挂在每一块肉上，像琥珀色的釉。肉块完整，用筷子夹起来，颤颤巍巍，肥肉晶莹，瘦肉酥烂。她夹了一块，放在盘子里，端到和平面前。
“爷爷，您尝尝。”
和平拿起筷子。他的手已经有些抖了，但夹肉的动作还是稳的。他把肉夹起来，对着光看了看——色泽红亮，肥瘦分明。放进嘴里，闭上眼。
后厨里安静得只剩下灶火的呼呼声。
和平嚼了第一口。他嚼得很慢，下颌一下一下地动着。然后他停了一下。然后他又嚼了第二口。然后他把肉咽下去。他睁开眼睛，没有看念清，而是转过头，看着墙上嘉禾的照片。
“祖父，”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您的那头猪，回来了。”
念清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没有擦，任由眼泪流到围裙上。那块围裙上绣着她的名字，是爷爷一针一线绣的。眼泪洇湿了丝线，颜色变深了。
和平放下筷子，站起来，走到念清面前。他伸手，把孙女脸上的眼泪擦掉。他的手粗糙，满是厚茧，但擦眼泪的动作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