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他说，“一百年了。沈家菜馆一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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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前厅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的嗓音沙哑，带着疲惫——他从凌晨三点站到现在，九个小时，没有坐下过。但他的语气很稳，像是灶台上文火慢炖的老汤，不急不躁。
“一百年前，我太爷爷沈德昌在廊坊南门外支了一口锅，卖炸糕。他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手艺，只有一个炸糕的方子——是一个要饭的时候认识的老厨子教他的。那个老厨子说：‘小伙子，你学会了这门手艺，就永远不会饿着。’我太爷爷记住了。他靠着这门手艺，养活了我太奶奶、我爷爷、我爸爸、我、我儿子、我孙女。六代人。”
他停了一下，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今天，我想请一个人来说几句话。不是我说——我嘴笨，不会说话。是我爸说。他八十了，脑子不好了，记不住事了。但他有些话，想跟大家说。”
他转身，走到后院的门口，推着沈嘉禾的轮椅，慢慢地走进前厅。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沈嘉禾身上。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棉袄，腿上盖着毛毯，手里捧着一杯热茶。他的头发全白了，稀疏地贴在头皮上；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像老槐树的树皮；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在微微地抖着。但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浑浊的、但深处还燃着一小簇火的亮。
和平把他推到长桌的最前面，面对着所有的人。沈嘉禾看着面前的几十张面孔——老熟人、新朋友、家人、孩子。他的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扫过，从左边扫到右边，从右边扫到左边，像是在确认什么，像是在记住什么。
“各位，”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含混、断断续续，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用力，像是从很深的井底打上来的水，“我是沈嘉禾。沈家菜馆的第二代传人。我今年八十了。”
他停了一下，咳嗽了几声。明轩递了一杯水过来，他喝了一小口，继续说。
“我记不住事了。昨天的事，今天就不记得了。刚才吃没吃饭，也不记得了。但是——”他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颤巍巍地指着自己的胸口，“一百年前的事，我记得。我爷爷沈德昌的炸糕车，我记得。我奶奶王秀英的银簪子，我记得。我爸沈瑞林的灰色棉袄，我记得。我妈静婉的碎花棉袄，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年夜饭的菜单，我记得。一九七六年我爸把炒勺传给我那天，我记得。一九八零年菜馆重新开张那天，我记得。二零零三年非典，我一个人在后厨做蛋炒饭，我记得。”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碎，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一百年，就是一锅老汤，越熬越浓。”
他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汤里有什么？有猪棒骨、老母鸡、金华火腿、干贝、瑶柱。有我爷爷的手纹、我奶奶的汗水、我爸的目光、我妈的笑容。有炸糕的酥脆、海参的软糯、大肠的五味、豆腐的细丝。有一百年的酸甜苦辣，一百年的火候分寸，一百年的人间烟火。”
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汤熬了六十年了。从我爸开始的，我守了四十年，和平接着守。以后，念清守。念清守完了，她的孩子守。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汤不会干，火不会灭，味道不会散。”
他伸出手，颤巍巍地指着桌上的菜。
“今天，大家尝尝。尝尝这一百年的味道。好吃不好吃，都告诉我。好吃，我高兴。不好吃，我改。我八十了，还能改。”
他笑了，缺了一颗牙的笑容，在红灯笼的光线下，暖洋洋的。
“好了，我说完了。大家吃吧。别凉了。”
四
宴席开始了。
和平一道一道地上菜——酱牛肉、蒜泥白肉、拌黄瓜、桂花糯米藕、葱烧海参、九转大肠、糖醋鲤鱼、红烧肉、清炒时蔬、老母鸡汤、沈家炸糕、杏仁茶。每道菜都是按一百年前的做法做的——没有味精，没有鸡精，没有蚝油，只有最基本的调料。海参是冷水发的，三天；葱是沈家庄农场种的，章丘大葱的后代；老汤是六十年的老汤，琥珀色，清亮见底；炸糕是沈德昌传下来的方子，花生油，红豆沙，外皮酥脆，内馅绵软。
客人们吃着，喝着，聊着。老陈吃了三块红烧肉，抹了抹嘴，说：“和平，你这个红烧肉，比你爸做的还差一点。你爸做的，入口即化，你这个，还要嚼两下。”和平站在旁边，点了点头。“老陈叔，我记住了。下次改进。”老陈笑了。“改进什么？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爸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赵奶奶吃了九转大肠，哭了。她九十二岁了，牙齿快掉光了，嚼不动了，但她还是吃了一整段。她说：“嚼不动也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