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有一天，和平做了一道新菜——不是“记忆菜谱”上的，是他自己研发的一道新菜。他用意大利带回来的橄榄油，拌了一道凉菜，加了一点柠檬汁和黑胡椒。
他端到沈嘉禾面前。
沈嘉禾闻了闻，皱起了眉头。
“这个……不是沈家的。”他说。
和平笑了。“对，爸，这是我用意大利橄榄油做的新菜。您尝尝。”
沈嘉禾尝了一口，嚼了嚼，又皱了皱眉头。
“还行。”他说。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让和平愣住的话——
“但沈家的菜，不能用橄榄油。用花生油。”
和平蹲下来，看着父亲。
“爸，为什么不能用橄榄油？”
沈嘉禾想了想，想得很认真，眉头皱得很紧。
“因为……沈家的菜……是中国的。”他说，“橄榄油是……外国的。不是不好，是不对。味道不对。”
他停了一下，又说：“你太爷爷说的……沈家的菜，要用中国的油。花生油、菜籽油、芝麻油、猪油。别的油……不行。”
和平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
“爸，我明白了。”
他回到后厨，把那道橄榄油菜倒掉了，重新用花生油做了一道。
沈嘉禾尝了之后，点了点头。
“嗯。这个对了。”
和平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无奈的笑，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
因为在这一刻，沈嘉禾不是病人，不是需要被照顾的老人，而是沈家菜馆的第二代传人，是那个站在灶台前七十年、炒了几十万道菜、从来没有用错过一种油的沈嘉禾。
他的手在抖，他的脑子在坏，他的记忆在消失。
但他的舌头没有坏。
他的舌头，记得沈家菜馆一百年的味道。
那是谁也夺不走的。
八
五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和平做了一道“记忆菜谱”上没有的菜。
他做了一碗蛋炒饭。
很简单的一碗蛋炒饭——鸡蛋、米饭、葱花、盐、一点点酱油。米饭是隔夜的，粒粒分明；鸡蛋炒得碎碎的，金黄色的，裹在每一粒米饭上；葱花是最后撒的，绿油油的，在热气的熏蒸下散发出清甜的香气。
他端着这碗蛋炒饭走到后院。
沈嘉禾坐在槐树下，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把他的白发染成了金色。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轻轻地敲着，在打拍子。
“爸，蛋炒饭。”和平说。
沈嘉禾低头看了看盘子里的蛋炒饭，愣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勺子，舀了一口，放进嘴里。
他嚼了几下，停了。
然后又嚼了几下，又停了。
然后他的眼眶红了。
“这是……”他的声音在发抖，“二零零三年……非典……我一个人在后厨……做的蛋炒饭……”
和平愣住了。
二零零三年，非典。沈家菜馆关了两个月，沈嘉禾一个人在后厨，用这把炒勺给自己炒了一盘蛋炒饭。他坐在台阶上，一口一口地吃，吃到一半，忽然笑了：“沈嘉禾啊沈嘉禾，你炒了一辈子菜，到头来最香的还是这碗蛋炒饭。”
这件事，和平从来没有听沈嘉禾说过。是明轩告诉他的——明轩是听老陈说的，老陈是听沈嘉禾自己说的，在非典之后的一次闲聊中。
沈嘉禾自己都忘了这件事。但在这一刻，在蛋炒饭的味道里，他想起来了。
他想起了二零零三年的春天，想起了空无一人的后厨，想起了那碗蛋炒饭，想起了自己说的那句话。
“和平，”他抬起头，看着儿子，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流，“我是不是说过……炒了一辈子菜，最香的还是蛋炒饭？”
和平跪下来，握住父亲的手。
“爸，您说过。您还说——‘沈嘉禾啊沈嘉禾，你炒了一辈子菜，到头来最香的还是这碗蛋炒饭。’”
沈嘉禾笑了，笑着笑着，哭了出来。
“我记起来了，”他说，“我都记起来了。非典那年，菜馆关了两个月，我一个人在后厨，做了蛋炒饭。我坐在台阶上吃，吃着吃着就笑了。我说……我说最香的还是蛋炒饭……”
他低下头，看着盘子里的蛋炒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和平，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记起来。”
和平没有说话。他只是握着父亲的手，紧紧地握着，像是握着一件随时会碎的东西。
夕阳落下了，廊坊的黄昏来了。后院的槐树在晚风中轻轻摇晃着，几片新叶从枝头飘落，落在沈嘉禾的膝盖上，落在和平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