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
那天嘉禾接到一封电报。
电报是从广州拍来的，短短几个字：“十九日抵京。大勇。”
嘉禾拿着那张电报纸，看了三遍。
春梅凑过来：“谁的电报？”
“姑父。”嘉禾说，“明天到。”
春梅愣了一下。
“姑父？陈……”
“嗯。”
春梅接过电报纸，也看了三遍。
“他从台湾……直接来？”
嘉禾点点头。
春梅没说话。她把电报纸还给嘉禾，转身进了灶间，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嘉禾跟进去，看见她对着那口锅发愣。
“怎么了？”
春梅回过头。
“我去买点菜。”她说，“明天……明天得好好做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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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沈家老老少少都没睡好。
静婉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八十七了，身子骨还硬朗，可心里有事就睡不着。她把那枚梅花银扣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攥在手心里，攥得发烫。
那是她嫁进沈家时带的陪嫁。六十八年了。
建国躺在自己家床上，也是翻来覆去。他媳妇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可他一夜没合眼，脑子里全是小时候的事——姑父来家那回，带的那包点心，他吃了一块，给弟弟留了一块。
和平那时候还小，不懂这些。可他看见他爸在院子里转圈，从东头转到西头，从西头转到东头，转了大半宿。他趴在窗户上看，看着看着，睡着了。
嘉禾没转圈。他坐在灶间那把小板凳上，对着灶膛里将熄的炭火，坐了一夜。
他想姑父的样子。四九年见过一回，他九岁。那年的姑父四十岁，高高大大，嗓门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姑父七十九了。
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不知道走路还行不行。
不知道那锅包肉，还做不做得动。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出那几张信，还有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姑父还年轻，站在姑旁边，手揽着她的肩，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他把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小心地收回去，继续坐着。
窗外的天，慢慢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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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九号，嘉禾起了个大早。
他把灶台擦了三遍，案板刷了两遍，地上扫得一根葱叶都不剩。春梅起来的时候，看见他站在院子里，对着那棵枣树发呆。
“你一夜没睡？”
嘉禾没答。
春梅走过去，站在他身边。
“别紧张，”她说，“是你姑父。”
嘉禾点点头。
“我知道。”
他知道是他姑父。可他还是紧张。
四十年了。一个他从九岁起就再没见过的人，一个只在信里说过话的人，一个在几千里外的小岛上做了三十八年锅包肉的人。
明天，不，今天，就要站在他面前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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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半，嘉禾和建国去了火车站。
北京站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俩站在出站口，举着个牌子，上头写着“陈大勇”三个字。
建国举牌子，嘉禾站在旁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出站的人流。
一拨人出来了。没有。
又一拨人出来了。没有。
第三拨人出来了。还是没有。
建国的手举酸了，把牌子换了个手。
“会不会是明天的车？”
嘉禾摇头。
“电报说今天。”
他们继续等。
十一点二十，又一拨人涌出来。
嘉禾的目光在人群里扫过。忽然，他定住了。
人群最后头，走着一个老人。
很老很老的老人。个子很高，可是驼了，背弓得像一张弓。头发全白了，白得像雪，稀稀疏疏贴在头皮上。他拄着一根拐杖，走得很慢，一步一挪。
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洗得发白了，可扣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纸盒子，黄颜色的，上头印着几个字，看不清。
他走到出站口，停下来。
四下看了看。
看见那块牌子——“陈大勇”。
他愣住了。
然后他笑了。
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假牙，白得发亮。
嘉禾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建国先反应过来。他把牌子往嘉禾手里一塞，跑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