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华伟点头应下，从办公室退出来。
他知道署长这话的意思。案子破了是功劳，但要是报告上出了纰漏，让犯人翻供或者上诉成功，那功劳就变成罪过了。
这种时候，反而更要小心。
然而，警队内部的震动，比起社会上的反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塞拉利昂案的社会影响，在案件告破后的第二天开始全面发酵。
《明报》在头版用了整整半个版面报道此案，标题写得耸人听闻：“富家子弟狮山遇害，四越裔疑凶落网”。
报道详细描述了案发经过、死者身份、警方破案过程，还配了一张塞拉利昂案发现场的照片。照片上，那条山涧被白布围着，几个警员正在勘察，远处是模糊的山影。
《东方日报》的角度更刁钻，他们挖出了死者的家庭背景，用了“名门之后惨死荒山”。虽然没敢直接说他是行动处副处长，但“警务处高层亲属”这几个字，已经足够让读者浮想联翩。
《星岛晚报》则把重点放在那四个疑凶身上。“越南难民劫杀富家子”的标题下，是一篇长达三千字的深度报道，从南越难民的来源、他们在港岛的生活状况，一直写到这起案件的始末。
一时间，塞拉利昂案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茶餐厅里，穿着汗衫的老头一边啃菠萝包一边跟同桌的人议论。
“听讲那四个是越南仔？哎呀，那些越南仔，一个个都凶得很，早该管管了。”
有人边喝奶茶边看报纸，摇头叹气：“惨啊，两个后生仔女，眼看就要结婚了，就这样没了。”
旁边的人接话：“听讲那个男仔是鹰国人，还是副处长的儿子？大人物哦。”
“大人物又怎样？还不是死了。那些越南仔真是丧心病狂，抢钱就抢钱，杀人做什么？”
“报纸上写，就是因为那个男仔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觉得被瞧不起了。”
“一眼？就因为一眼杀人？疯了吧？”
“你没看评论吗？说是什么阶层矛盾，什么难民心里不平衡。我是不懂那些大道理，但杀人就是杀人，该抓该判。”
也有人说：“那些越南仔也是可怜，从难民营出来，没身份没工作，挤在那些破屋里，天天被人看不起。换了你，你能平衡？”
“平衡？不平衡就能杀人？那全港岛穷人都去杀有钱人，还得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社会也有责任。”
“社会有什么责任？穷就可以杀人？那我明天也去抢银行。”
争论没有结果。
但这起案子，确实戳中了很多人的神经。
港岛这个地方，富人和穷人的距离太近了。中环的写字楼隔壁就是上环的老旧唐楼，半山的豪宅脚下就是西环的板间房。有钱人出门坐私家车，穷人挤巴士；有钱人吃西餐，穷人吃路边摊；有钱人住几万尺的洋楼，穷人挤几百尺的房间。
他们每天擦肩而过，却生活在两个世界。
这种距离，平时不会有人在意。但一旦出事，就会变成火药桶。
塞拉利昂案，就是那个被点燃的火药桶。
在一河之隔的九龙城寨边缘，那些挤在狭小出租屋里的越南难民们，则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气氛。
案发第二天，就有街坊邻居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去菜市场买菜，小贩找钱的时候手都缩得快一点。走在路上，能听见背后有人嘀嘀咕咕：“就是这帮越南仔，听说杀了人……”
有几个越南人聚集的小餐馆，门口被人用红漆喷了“滚回去”三个大字。一个在码头扛大包的越南劳工，下班路上被几个本地青年堵住揍了一顿，理由是“看着就象那个杀人犯”。
就连那些来港岛七八年、早已安分守己过日子的越南难民家庭，也开始感觉到空气中的变化。孩子们在学校被人叫“越南仔”，大人在工厂被工友排挤，房东找各种理由催着搬家。
阮文辉的父母就是其中之一。
两个老人从儿子被带走那天起，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他们不知道儿子到底犯了多大事，只知道警察来了一趟又一趟，隔壁邻居看他们的眼神越来越不对。
老阮头蹲在出租屋门口，抽着最便宜的那种散烟，眼窝深陷，头发似乎一夜之间白了一半。
他老婆在屋里哭，不敢大声，就用袖子捂着嘴，肩膀一抽一抽的。
隔壁阿婶从门口路过，脚步加快，连正眼都没往这边瞧。
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南越难民”这个词成了敏感词。有人在街头做随机采访，问市民对这起案件的看法。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对着镜头义愤填膺：“就不该收那么多难民！现在好了，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