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娃子！你咋转这么多钱？”
老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浓重的川东口音，又惊又喜，“你自己够用不？在成都开销大，莫要亏待自己！”
“够用够用，妈您放心。”
陈丰笑着说，声音不自觉提高了，“这个月挣了六千多呢！您和爸一人一千，买件好衣裳穿穿。”
老妈在电话那头笑，“你爸在旁边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接着是老爸接电话，声音憨厚：“丰娃子，好好工作，莫要太累。钱够用就行，身体要紧。”
“晓得了爸。”
陈丰鼻子有点酸，赶紧转移话题，“您和老妈身体都好哈？降压药按时吃没？”
聊了十来分钟，挂了电话。
陈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那裂纹像张地图，他看了半个月了，今晚突然觉得它像朵花。
六千多。
虽然跟成都那些月入过万的白领不能比，但对他来说，是里程碑。
更重要的是，这钱挣得踏实，挣得有尊严。
靠手艺，靠服务，靠那个莫名其妙的系统——虽然系统这事儿他到现在还没完全搞懂。
八月的成都，像是被扣在了一口热锅里头。
太阳那个毒辣劲儿，硬是比七月还要凶。
早上八点过，日头就白花花的，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街边的梧桐树叶子蔫蔫地耷拉着，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
知了在树上扯著嗓子喊：“热啊——热啊——”
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头毛焦火辣的。
陈丰骑着电瓶车穿街过巷，工装t恤后背湿了一大片，黏糊糊地贴在身上。
他抹了把额头的汗，汗珠子顺着指缝往下滴，落在滚烫的车把手上，“滋”一声就没了踪影。
这天气，老灶王爷的脾气怕是比往常还要暴躁三分——成都的老辈子们都这么说。
往年八月也要热，但今年这个热法，硬是有点不讲道理。
像是谁把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打翻了，整个蓉城都泡在里头熬。
但怪就怪在，这空气里头，除了热，还多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躁动。
不是天气带来的那种燥热——那种热是黏糊的、沉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是另一种躁动，轻快的、兴奋的，像是有无数个小爪子在人心头挠痒痒。
这躁动，来自足球，来自那个踢得热火朝天的世界杯。
早晨七点半，红星桥头那家老字号豆浆摊。
摊主赵大爷六十来岁，秃顶，圆脸，总系著条洗得发白的蓝围裙。
他一手握著长柄铁勺，在滚烫的豆浆锅里搅啊搅，白色的热气腾起来，熏得他眯缝着眼。
“来喽！一碗甜浆，两根油条！”
熟客老张在塑料凳上坐下，凳子腿儿在水泥地上蹭出“刺啦”一声响。
赵大爷舀起一勺豆浆，稳稳地倒进瓷碗里，手腕一转，一滴都没洒。
他把碗端到老张面前，却没马上松手，身子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昨晚那场看了没？”
老张正要掰油条，手停在半空：“看了看了！德国对墨西哥嘛！”
“你说说，德国队咋回事哦！”
赵大爷把铁勺往锅边一靠，发出“铛”的一声响，“卫冕冠军啊！居然输给墨西哥！0比1！我看了半场就关电视了，气得心口子痛！”
“就是就是！”
老张来了劲儿，油条也不吃了，“勒夫那个阵型排得就有问题！穆勒踢得啥子嘛，梦游一样！还有那个厄齐尔......”
旁边等豆浆的年轻人插嘴：“大爷，您老还看球啊？”
赵大爷眼睛一瞪：“咋子？看不起我们老年人？我年轻时候在厂队踢前锋，人称‘红星桥梅西’！”
说著还做了个带球过人的动作，差点把豆浆锅给碰翻了。
摊子上的人都笑起来。
清晨的燥热里，这一阵笑声格外清脆。
8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像一头喘著粗气的老牛。
车门“噗嗤”一声打开，热浪裹着人味儿涌出来。
陈丰把电瓶车锁好，挤上车。
车上人挨人，肉贴肉，汗味儿、香水味儿、早饭味儿混在一起，熏得人脑壳晕。
两个年轻上班族吊在栏杆上，身子随着车子摇晃。
穿格子衬衫的那个说：“昨晚梅西那个点球，看得我心脏病都要犯了！”
旁边穿polo衫的接话：“就不该他罚！压力太大了！你看他走上去那个脸色，白得跟纸一样。”
“但他是队长啊，队长不罚哪个罚？”
“要我说就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