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一个古怪的收藏家，或是一个沉默的树洞，接收着这些形形色色的、具象或抽象的“心事”与“遗憾”。我也开始学着林白的样子，尝试“酿酒”。当然，我没有他那种提取记忆液体的神秘技术。我的酿酒，更接近一种象征性的仪式。我会听他们讲述，然后根据故事的气息，选用不同的基酒，加入一些奇怪但我觉得契合的“原料”。为老周，我用远洋轮船造型的旧酒瓶，装了朗姆酒，泡进去一小块在灯塔模型上拆下来的、生锈的铁片，和几粒真的来自南美洲的咖啡豆（当然，不是企鹅屎）。为那个收集纽扣的女人（虽然她再没出现），我鬼使神差地，真的用一颗她铁盒里最普通的白色塑料纽扣（我留下了它，作为“报酬”或纪念），泡进了一小瓶伏特加里。纽扣在透明的酒液中缓缓下沉，像一颗苍白的、没有瞳孔的眼珠。至于程序员的“代码情诗”，我把其中一段看起来最具美感的十六进制字符串，用特殊的隐形墨水，抄写在一张糯米纸（可以食用的那种）上，等墨迹干透，将它卷成细小的卷，投入一杯清酒中。糯米纸缓缓融化，字迹显现又消失，最终与酒液混为一体。喝下它的人，会吞下一段永不运行的爱意。
这些“特调”几乎无人真的点来喝，它们更像是我自己的一种游戏，一种对“心事放在酒里”的笨拙模仿。我把它们摆在一个特别的架子上，贴上手写的小标签，不标价格。偶尔有懂行的、或纯粹好奇的客人问起，我会告诉他们背后的碎片故事，他们或唏嘘，或一笑置之。这些瓶子静静站在光影里，承载着不属于我的重量。
直到苏晴出现。
她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来的。风很大，卷着金黄的银杏叶，扑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她推门进来，带着一身凉意，怀里抱着一个用旧毛衣仔细包裹着的、方方正正的东西。她看起来三十多岁，或许更年轻些，眉眼清淡，有一种被雨水反复洗刷过的宣纸般的质地，有些旧，有些脆，但很干净。
“我听说，”她声音很轻，像怕惊动灰尘，“你这里，可以存放一些不好放在其他地方的东西？”
我点点头，指指那个摆满“特调”的架子，又指指堆在墙角的那片“伞林”。“看情况。主要看故事。”
她犹豫了一下，走到靠窗的位置坐下，也就是老周常坐的那个。她没有立刻打开那个包裹，只是用手轻轻抚摸着粗糙的毛衣表面。窗外，夕阳正沉下去，给街道和对面的屋顶镀上一层暗金色的、即将消逝的光。店里很安静，只有旧钟摆单调的嘀嗒声。
“这不是我的故事。”她开口，依然看着窗外，“是我外婆的。她上个月去世了。”
她终于开始拆那个包裹。旧毛衣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的一个木盒子。很旧的木头，颜色深暗，边角圆润，是被岁月和手掌反复摩挲过的样子。盒盖上没有任何雕刻或装饰，只有木头本身的纹理。她打开搭扣，掀开盒盖。
里面没有照片，没有信件，没有常见的任何遗物。只有满满一盒子，泥土。干燥的、细碎的、深褐色的泥土。看起来就是最普通的、任何花园或路边都能找到的泥土。但苏晴看着它的眼神，像是在凝视一盒珍宝，或是一盒灰烬。
“这是她故乡的土。”苏晴说，“她十六岁离开的地方，在江南的一个水乡。她再也没回去过。不是不能，是她自己选择不回去。”
外婆是富户人家的小姐，战乱年代，家族安排她与另一户体面人家订婚，对象是一个她只见过两面、苍白瘦弱的青年。她在出嫁前一个月，跟着家里一个年轻的、沉默寡言的挑水长工，私奔了。他们连夜坐船离开，摇橹声咿咿呀呀，混着水声，响了一夜，也响了她的一生。他们一路向北，最终在这个干燥的北方城市落下脚。长工后来做了工人，她进了纺织厂。日子清贫，但也安稳。她再也没提过家乡，不提那里的菱角、桂花糕、穿镇而过的青石板河，不提梅雨季空气里永远散不掉的霉湿气，也不提那些她可能怀念或痛恨的亲人。她学会了做北方的面条、包饺子，口音里也带上了硬邦邦的北方腔调。她似乎彻底把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并且努力地、沉默地生长。
只是，每年春天，她都会用一个小布袋，从楼下花坛里，装一点点泥土回来，放在这个木盒子里。年复一年。她不种花，不放任何种子。只是收集泥土。苏晴小时候问过，外婆总是摸摸她的头，说：“这是姥姥的念想。”什么样的念想，她不说。直到她病重，神志昏沉的时候，才会抓着苏晴的手，用几乎听不见的、柔软的、苏晴从未听她说过的乡音，喃喃地说：“潮这里太干了泥巴都粉了不挂浆”
苏晴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个木盒。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