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接过弗洛里斯的大衣时，并没有对他那只打着石膏的脚表现出任何惊讶，只是极其自然地递上了一根早已准备好的、顶端镶银的黑檀木手杖。
“索菲小姐在二楼换衣服。”管家低声说道，声音象是从厚厚的地毯里渗出来的，“大使先生在书房等您。他说，如果您饿了，厨房里有刚烤好的玛德琳蛋糕。”
弗洛里斯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他拄着手杖，走过那条挂满了19世纪油画的长廊。
这里的空气里没有披萨味，只有淡淡的蜂蜡的味道。这种味道让人本能地想把背挺直，想把那些脏话烂在肚子里。
他敲响了那扇厚重的红木门。
“请进。”
书房里很暖和。壁炉里的桦木正在燃烧，发出细微的啪声。
大使先生起身去酒柜倒酒。弗洛里斯坐在沙发上，但他并没有放松。作为一名习惯了在3高压下控球的中场，他有一种职业病弗洛里斯注意到，书房虽然奢华舒适，但布局非常奇怪。
书桌、沙发、甚至那把阅读椅，都刻意避开了背对窗户的位置。所有的座位，都正对着唯一的入口不太正常，弗洛里斯想着，虽然有点不尊重，但这为什么这么像侦探小说里面通辑犯？连环杀人犯就是这么布置自己的家具的大使先生拿起沉重的水晶酒瓶，动作有一个极其微小的停顿。袖口顺着重力滑落，露出了手腕内侧那道疤痕。
那不会是手术刀留下的平整切口，撕裂伤。边缘极其不规则，象是一朵炸开的白色小花。周围的皮肤有轻微的灼烧痕迹。
弗洛里斯很熟悉这种痕迹。他在更衣室里见过太多伤疤。手术的疤是直的，只有被鞋钉狠狠蹬踏、或者被什么东西炸开的伤口，才是这样的。
大使先生端着两杯白兰地走过来，递给弗洛里斯一杯。
“你在看什么，孩子？”大使微笑着问，注意到了弗洛里斯的目光。
“您的手腕，”弗洛里斯接过酒杯，但他没有回避，而是诚实地指出了自己的观察，“还有您倒酒的方式。”
“哦？老毛病了。”大使放松的坐到那种舒适的躺椅上，“一次意外，不说这些，你的养伤怎么样了？
“不，那不是意外摔伤，也不是手术。”弗洛里斯摇了摇头，语气很笃定，那是属于专业运动员的判断，“那是贯穿伤。而且，您走路时，左脚的落地声音比右脚轻一些，应该是为了减轻膝盖的负荷，旧伤引发的关节积液。”
弗洛里斯抬起头，迎着大使的眼睛：“这种伤，我在球场上见过被鞋钉铲断腿的后卫，也在新闻里见过————被弹片击中的士兵。”
“您不仅仅是个外交官，对吗，先生？您上过战场。”
书房里的壁炉烧得很旺，桦木发出啪的爆裂声。
索菲端着一盘刚烤好的玛德琳蛋糕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居家羊绒衫，头发随意地挽起，身上带着一股好闻的香草甜味。
她自然地坐在了弗洛里斯沙发的扶手上，把一块蛋糕递到他手边，然后有些好奇地看着父亲和男朋友之间那种奇怪的、凝重的气氛。
“你们在聊什么？战争？”索菲眨了眨眼，手轻轻搭在弗洛里斯的肩膀上，“爸爸，你以前只告诉我那是为了救助难民留下的勋章，从来没提过具体的过程。”
大使先生看着女儿那双清澈的眼睛，尤豫了一下，最后叹了口气。
“因为那不是什么睡前故事，亲爱的。”
大使并没有急着讲故事。他走到窗边，拉上了厚重的天鹅绒窗帘，仿佛只有把那个繁华的巴黎隔绝在外，他才敢去触碰那段记忆。
他重新倒了一杯酒，没有加冰，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那是95年的冬天。”
大使的声音很低，象是在念一段悼词：“那时候的萨拉热窝，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的老鼠夹子。塞尔维亚人在山上架起了炮，把所有的水管和电路都切断了。我们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烧书。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烧完了，就烧家具，最后烧地板。”
“那种冷，是能把人的骨髓冻住的冷。”
大使喝了一口酒，眼神失去了焦距：“我们的装甲吉普车抛锚在狙击手大道”（SniperAlley）的正中间。那是死神收割最勤快的地方。对面的公寓楼里藏着一个狙击手，像猫玩耗子一样盯着我们。我们被困在那个铁盒子里整整三天，喝光了最后一滴防冻液。
“第三天晚上，有人敲响了车窗。”
“三个孩子。领头的那个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瘦得象把柴火。他吸溜着鼻涕，脸冻得发紫，身上却穿着一件极其滑稽的、明显是从大人尸体上扒下来的双排扣西装。”
“大衣袖子太长了，他卷了好几道，但他还在那脏兮兮的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