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一条规矩：所有相关花费必须随时记帐，且只能从公帐支取，绝不能混入私用。”
“陛下，如此一来，各衙门的花销岂不是要大增？”曾柏闻言，眉头顿时皱了起来，语气里满是心疼。
“那就给各衙门的经费各自提高一些。”徐炜随口答道。
“比起直接给官员们增加的薪俸，这些开销只能算九牛一毛，却能让他们安心办公，少些杂念。”
“陛下！”法子穆还是忍不住开口。
“就算有了这些福利，薪俸本身也确实偏低了，也该适当提高一些。普通小吏的年俸竟然比不上码头扛包的，说出去实在惹人笑话！”
徐灿几人嘴唇动了动，虽没说话，眼里却透着赞同。
法子穆这番话，既是在为底层官员谋福利，也是在为他们这些中高层官员争取好处一一加工资，谁不乐意呢？
“依臣看来，中上层官员的俸禄大抵是够用的，主要是底层官吏的薪俸实在不足。”这时，曾柏沉吟着开口。
“可以将底层薪俸从原本的五十块提高至八十块。从九品八十块，正九品一百三十块，往上每级依次提高五十块，到七品就能有三百三十块；六品及以上则按阶递增一百块————至于三品、二品官员的薪俸，暂时可以不变。”
这番提议让徐炜颇为高兴，颔首道：“卿家所言有理。底层薪俸不够，那就提高，再加之我刚才说的那些福利，足够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了。”
他顿了顿，问道：“这么一来，薪俸总计要增加多少？”
“大概一百万银龙左右。”曾柏拱手答道。
“不错。”
“朝廷也要做好准备，增加了俸禄，可不是让他们胃口变大，贪的更多。”
“要查查贪腐问题。”
徐炜沉声道。
法子穆在一旁看着这对君臣你一言我一语，瞬间敲定了加薪方案，一时间竟有些瞠目结舌。
罢了，增加了这些也不错，多上几十块，也能富裕些。
百官们也该体谅一下朝廷了。
同治六年的雨，缠缠绵绵下了半个月，比往年更添了几分黏腻。
广西南宁府的山坳里，黄泥路被泡得稀烂，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拔出来时带着一串浑浊的泥浆。
阿贵蹲在自家漏雨的茅屋檐下，望着天上铅灰色的云，手里紧紧攥着张皱巴巴的船票。
那船票是去南洋的同乡托人带回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票面上印着一丛绿油油的甘蔗，肥厚的叶子间仿佛藏着能让人顿顿吃饱饭的希望。
他摩挲着那图案，喉咙里忍不住发紧—自记事起，肚子就没真正饱过。
“去了南洋，一天能挣十个铜板，干满三年就能买地。”隔壁的阿福凑过来，裤脚还沾着今早型地的黑泥，说话时带着股子泥土味。
“咱这破地方，租地主的几亩薄田，一年忙到头，去了租子，收的粮还不够填家里几张嘴。去南洋，至少能有块自己的地，种啥收啥都归自个儿。”
“一年三熟呢，天天能吃大米饭！”
这话像火星子掉进了干草堆，在周围几个穷汉心里“腾”地烧了起来。
广西的山太陡，土太瘦，红褐的泥土里嵌着碎石子，十年里倒有八年闹旱灾，地里长出来的庄稼稀稀拉拉，可地主的租子却一分不少。
往年最少也是六七成，能对半分就算是遇上了“仁义”的主儿。
南洋来的招工船每半年靠一次北海港，带回的不仅是同乡寄给家里的银圆，还有那些“家家有瓦屋，户户有良田”的传说。
有人说那边的橡胶园里，只要肯下力气，顿顿都能吃上白米饭；还有人说官府给新移民分的地，比村里地主家最好的水田还肥沃。
这几年，光是阿贵他们村，就有三十多个后生偷偷报了名，连五十多岁的阿爷都动了心思，说“就是死，也想死在自己的地里”。
可这股子汹涌的移民潮，却成了地主们的心病。
镇口的张地主坐在自家雕花木椅上，把铜烟杆往八仙桌上重重一磕，唾沫星子溅在摊开的帐册上：“人都走光了，谁来型地？谁来插秧？我那三百亩水田，今年春耕就缺了一半人手再这么下去，秋收时租子怕是得对半劈了！”
“不行，必须拦着！”他猛地站起身，长袍下摆扫过桌边的茶碗，“哐当”一声碎在地上，他却看都没看。
以往是地少人多，租子定得再高也有人抢着租，可如今村里的闲汉走了一半，七成的租子已经没人肯赁田，逼着他降到了六成。
再这么下去，难不成要降到五成、四成？
那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