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课堂上学的，是他用来写论述题的，每一句都对，可每一句都不能说。

    “结城先生。”他开口了，把该咽的咽下去了，把该说的摆出来。“在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想的其实很简单。”

    “哦？”

    “武士之所以为武士，不在于腰间那把刀。”

    结城的手停住了。

    “刀可以收走，秩禄可以废掉，家名可以除籍，可有一样东西是收不走的。”

    沉既白盯着对面那张削瘦的脸。

    “武士道。”

    他把这三个字说得稳稳的，不轻不重，不亢不卑。

    ——这三个字，他上辈子在论文里批判过不止一回。

    “武士道精神”在二十一世纪的学术语境下，和“军国主义的温床”几乎是同义词。

    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出版于一八九九年——就是去年——那本书把武士道包装成了日本的“国魂”，此后一路滑向深渊，直到裹挟着整个民族冲进太平洋战争的火坑里。

    可在此刻，在一九零零年的这辆马车上，他不能说这些。

    不但不能说，他还得反着来。

    他得夸。

    “先生说得好。”

    结城的脊背微微松了，他靠回了车壁上，窄长的一双眼盯着沉既白，眼尾那道褶子展开了一些。

    “飞鸟先生年轻，可说出来的话，比我认识的那些老家伙们都透彻。”

    沉既白没有接这句恭维，他把话题往回拉了拉。

    “结城先生此番从东京来仙台——只为了这一本书？”

    结城摇了摇头。

    “不只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