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天没放晴，云层压得很低，灰沉沉的一片，似乎这个国家的阴云从来没有离去过似得。
距离下午第三节课，还有两个多钟头。
藤野严九子把他带到了教员休息室——说是休息室，实际上不过就是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房间罢了。
屋里没有别人，她替他倒了一杯温水，搁在桌上，自己又从柜子里翻出一条薄毯来，要往他腿上盖。
“我又不是七十岁。”沉既白说。
但藤野严九子没理他，毯子已经盖上了。
她跪坐在旁边，从袖子里摸出一方帕子来擦眼镜，擦完了又戴上，镜片后面的眼睛看着他——
“哥哥，”她说，“你要教什么？”
沉既白端起那杯水，喝了一口，水温适中，但他没答话。
——是啊，教什么？
这个问题从方才在校长室里就开始转了。
他顺嘴说了“汉学”二字，那是心底真正想做的事——但校长的反应已经给了他答案——
这条路，走不通。
至少现在走不通。
一九零零年的日本，举国上下正陶醉在甲午之战的馀晖里，对中国的蔑视已经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偏见，那是整个社会的共识。
你在这样的空气里要讲汉学——讲李白、讲杜甫、讲唐宋八大家——他们会听吗？他们听得进去吗？
那么，历史？
更不行，历史这东西，在这个岛国的当下语境里，只有一种讲法是安全的——日本是如何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弱小走向强盛的。
除此之外的一切讲法，都有可能踩到雷，他方才在校长面前那一番“盛极必衰”的论述，看似应对得体，实则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要不是那老头恰好是个看不起军部的人，换一个校长在那把椅子上坐着，他这会儿大抵已经被请出去了罢。
政治？连想都不必想。
文学？哪国的文学？日本的，他不够熟；中国的，不能讲。
那教什么呢？
他是浙大的学生，历史系和中文系双修，辅修过哲学，选修过经济学，大一大二的高等数学拿了满绩——
等等。
数学。
他的手指停住了。
数学是什么？数学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是绝对正确的。
不分国籍，不分立场，不分你是天皇的臣民还是大清的子民。
三角形内角和一百八十度，在东京如此，在北京也如此，在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统统如此。
数学是纯粹的。
数学是正确的。
数学不会被人扣上“劣等民族的学问”这顶帽子，牛顿是英国人，莱布尼茨是德国人，欧拉是瑞士人——是他们所向往的那所谓西方的，摩登的东西。
更妙的是——一九零零年——这个年份的日本数学教育水平，他大抵是有数的。
明治维新后引进西方教育不过三十来年，数学的层面，大抵停留在代数和几何的基础阶段。
换言之，他脑子里随便掏一块高中数学的内容出来，对这些人而言，就已经是降维打击了。
“哥哥？”藤野严九子的声音把他拉回来。
“没事。”他说，“我想好了。”
“教什么？”
“数学。”
她愣了一下，那双眼睛在镜片后面眨了眨。
“可是……你不是说教汉学吗？”
“改主意了。”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倒没有追问——
两个钟头很快过去了。
下午第三节课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沉既白站在了那间教室的门外。
教室比他想象中的要大一些——大约能容纳四十人的规模，木质的课桌排成五列七排，每张桌上放着课本和笔记，椅子是连在桌子上的那种翻板式。
黑板嵌在正前方的墙上，不算宽，上面还残留着上一节课擦剩的粉笔灰，讲台是一块垫高了三寸的木板，上头放着一张窄桌，一只粉笔盒，一块旧抹布。
窗户开着，外面的风带着雨后的湿气和泥土味吹进来。
教室里已经坐了人——三十来个，以女学生居多，零星几个男的夹在其中，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坐姿端正，看到他走进来的时候，整齐地站了起来。
“先生好！”
三十几个人的声音几乎是同时发出来的，响亮，干脆，然后是九十度的鞠躬，腰弯下去，停顿一秒，再直起来。
做得很好看。
也很空。
沉既白走上讲台，站定了。
他往后面看了一眼——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