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接到文书，头大如斗。他同样不敢去招惹已成气候的刘备，更不敢激起太平道民变。
毕竟太平道跨州连郡，众达百万，地方长吏谁不知其害？断不敢在自己手中将其逼反。
县令与县尉、县丞等佐官闭门商议数日，一面暗中加派人手，继续打探刘备庄园与太平道的动向，一面互相推诿，拖延不决。
直到派出的眼线带回更确切、也更令人不安的消息：刘备庄园人数已稳稳超过三百，且操练极严，号令森然，俨然已成军旅气象；
同时，涿郡其他各县，乃至邻近的广阳、上谷郡，关于太平道信徒暗聚、符水传播、甚至与地方豪强偶有摩擦冲突的消息也越来越多。
关键是那“桃夭”童谣流传更广，已经遍布整个幽州。
县令终于坐不住了，冷汗涔涔。他深知，刘备这件事已非一县能擅专处置。
若强行镇压，胜负难料，一旦激起民变，或是太平道真个趁机作乱而自己毫无准备，他都难逃“抚治无方”、“激变地方”的罪责，丢官去职都是轻的。
眼下最“稳妥”的办法，便是将责任与难题一并上缴，让上级去头疼。
那份由涿县令、尉联署的紧急公文，送到郡府后。郡府书吏不敢怠慢，立即呈至太守案前。
此时的涿郡太守姓刘，名郃，字文圭，年近五旬，面容清癯，他出身河间孝王刘开一系，是正儿八经的宗室疏属，谱牒明晰，与那些早已沦落民间、世系难考的“中山靖王之后”不可同日而语。
其家族在河间一带颇有名望，他本人亦以“守成持重”、“笃好经术”着称，凭借宗室身份与地方声望，得以出任这涿郡太守，秩二千石。
展开公文，刘郃的目光在字里行间逡巡。
当看到“中山靖王之后”、“聚众数百”、“擅杀乡民”、“抗法不尊”等字样时，他不禁眉头紧蹙，心中涌起一阵不悦与厌恶。
这等地方豪强坐大、桀骜不驯、武断乡曲之事，最为他这类以“守土安民”、“肃清地方”为己任的郡守所忌惮与厌烦。
此风一长，郡府威仪何存？政令如何畅通？
然而，待看到“自称诛杀太平道党羽”、“民间有‘桃夭’妖言流布”、“太平道似有异动”等内容时，他的神色又变得复杂起来。
对于太平道，他身为二千石郡守，自然比县令、县尉知晓更多内情。
朝廷近年屡有风闻，各州郡亦不乏密奏，言其“以符水咒说疗病”、“诳耀百姓”、“徒党日增，链接郡国”。
中枢三公府乃至宫中，对此皆有议论，虽因种种顾忌未下明令讨伐，然警剔与忧惧之意已显。
他本人深受《诗》、《书》、《礼》、《易》熏陶，对太平道这等“左道惑众”、“诳耀百姓”、“假托神怪”的“妖妄”之教，从心底里深恶痛绝，视其为败坏风俗、扰乱民心、动摇统治根基的祸患，近乎“淫祀”，当在禁绝之列。
若刘备所言属实，其诛杀邓、李，虽是“擅杀”，但其动机，在刘郃看来，或许并非全无道理，甚至可视为“嫉恶如仇”、“维护纲常”。
其所言的“匡扶汉室之举”，细究起来，似乎也并非完全的空言。
“只是……”刘郃放下公文，捋须沉吟，“太平道势大，传闻信徒数十百万，跨州连郡，其魁首张角兄弟，名动一方，大有图谋。”
“若其蛰伏不动，或朝廷另有处置，这刘备‘擅杀’之罪便是铁证，其‘聚众练兵’之举，更显居心叵测。我若此刻处置，或奖其‘诛妖’而助长豪强气焰，或惩其‘擅杀’而寒了忠义之心，皆有不妥。”
他心中矛盾重重。从情感上，他同为刘氏宗亲，对刘备这“勇于任事”的同族后辈，隐隐有一丝赞赏，甚至觉得其行径颇有几分“任侠”古风，不愿亲手扼杀，背负残害宗枝的恶名。
从利害上，他性格软弱，最怕激起大变。
若强行发兵征讨已成气候的刘备，胜负难料，一旦战事迁延，或逼得刘备真与太平道合流，那便是滔天大祸；
若置之不理，又恐其势力继续膨胀，尾大不掉，届时刺史追究、朝廷责问下来，自己同样难逃“抚驭无方”、“养痈成患”之罪。
思虑再三，这位守成有馀、决断不足的太守，做出了最符合其性格与官僚智慧的决定：将皮球踢给州治。
他提起笔，在涿县原文上添了几行批语，无非是“事涉宗亲，干系非轻，未敢专决”、“妖道流言，滋蔓州郡，宜加详察，以杜乱萌”等语，盖上涿郡太守的银印，命郡府主簿以“四百里加急”的方式，转呈幽州刺史郭勋，请“使君钧裁”。
现如今，刺史制度已经与孝武皇帝初设之时，大为不同。
刺史本为监察官，秩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