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检察官站起身，拿起一份文件，开始宣读，他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京城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京检刑诉字（1963）第47号。被告人易中海，男……”
起诉书详细叙述了案件事实，自1952年1月至1963年1月，何大清每月从保定汇款给易中海，委托其转交何雨柱、何雨水兄妹作为生活费。11年间，何大清共汇款130余次，总额1900余元。但易中海从未将款项转交，也未告知何家兄妹汇款之事，将款项全部据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被告人易中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有何大清提供的汇款存根130余张，有保定第一棉纺织厂出具的证明，有何雨柱、何雨水、白秀英等人的证言，有红星轧钢厂保卫科的侦查材料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孙检察官顿了顿，声音提高了几分，语气更加严厉。
“本院认为，被告人易中海身为工人阶级一员，本应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但其利用邻里信任，长期侵吞烈属子女生活费，时间长达11年，数额巨大，情节特别恶劣。其行为不仅触犯了国家法律，更是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道德，玷污了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是工人阶级的败类！”
这几句话像重锤一样砸在法庭上。
旁听席上，何雨柱的拳头握紧了。
何大清低下头，肩膀微微发抖。
雨水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易中海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孙检察官继续宣读：“被告人易中海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益，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他放下起诉书，看向审判长：“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审判长点点头：“被告人易中海，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
易中海抬起头，声音颤抖：“我……我有话说。”
“准许。”
“我承认，何大清是寄了钱，我也确实没把钱给柱子他们。”
易中海的语速越来越快：“但一开始，我不是想贪这个钱！真的！何大清走的时候，柱子才十几岁，雨水才几岁，柱子脾气冲，手里有钱肯定乱花。我是怕他不懂事，把钱糟蹋了，所以才帮他保管！”
他看向何雨柱，眼神里带着恳求：“柱子，你想想，你父亲离开后，院里谁对你最好？是不是我？你饿的时候，我没给过你吃的？你衣服破了，我没让一大妈给你补过？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啊！”
何雨柱冷冷地看着他，没说话。
易中海又转向审判长，声音带着哭腔：“审判长，我承认我后来是糊涂了。时间长了，我就怕，柱子的脾气暴躁，我怕我给他钱，他会闹起来，我是厂里的八级工、是院里的一大爷，我丢不起这个人。那些钱我一分没花啊！我都记着账呢，想着等时机成熟了，我再拿出来给他们……”
“易中海！”孙检察官猛地站起身，“你在侦查阶段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何大清跟寡妇跑了，不要孩子了，这钱就不能随便给何雨柱兄妹，你得让他们饿肚子，才会求你，你才好施加恩惠，控制何雨柱给你养老！现在到了法庭上，你倒成了保管了，你说时机成熟给他们，那我问你，何雨柱已经结婚了，孩子都有了，你为什么还不给他们，你觉得什么时候才是时机成熟？”
他拿起一份笔录，走到审判台前：“审判长，这是被告人在红星轧钢厂保卫科的供述笔录，第三页第七行，他自己亲口说的话，有他的签字和手印。请法庭质证。”
书记员将笔录接过，递给审判长。
审判长看了看，又递给审判员和陪审员。
易中海脸色更加苍白，额头冒出冷汗。
孙检察官走回公诉人席，目光如炬地盯着易中海：“你说你是代为保管？那我问你，何雨柱兄妹饿得去捡垃圾，你为什么不这些钱给他们？何大清写给何雨柱兄妹的信，你为什么不给他们？11年！整整11年！这130多次汇款，你每一次都代为保管？每一次都忘了说？易中海，你自己信吗？”
易中海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孙检察官转向审判长：“审判长，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所谓代为保管之说，完全是狡辩！长达11年的持续侵吞，每月按时取款，从未有一次告知，从未有一次转交，这是有计划、有预谋的犯罪！是利用人民群众的善良和信任，进行的系统性的、长期性的欺诈和剥削！”
法庭里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