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外面好多田，怎么看着稀稀拉拉的？庄稼长得不好。”
何雨柱靠在下铺，手枕脑后，盯着上铺的床板。
“旱了。”
两个字，没往下说。
五九年。灾已经开始了。
娄晓娥没再问。她翻了个身，辫子垂下来晃悠悠的。
“到了京城，你先去办捐赠的事，还是先去查我家的东西？”
“先办正事。你家的事得等我摸清了再动。”
“那我干什么？”
“跟着我，别乱跑，别说错话。记住，你叫何雨水，十五岁。”
娄晓娥‘嗯’了一声。
火车晃了一夜。
孤男寡女的，何雨柱心里动了好几次想凑过去抱着娄晓娥的冲动。
不是隔墙有耳，娄晓娥今天晚上绝对逃不出何雨柱的手掌心。
第三天傍晚。
火车进了北京站。
月台上人山人海，接站的、送站的、扛麻袋的、抱孩子的，混在一起吵成一锅粥。
何雨柱踩上月台的那一瞬间，脚步顿了。
空气里有种味道。
不是消毒水，不是煤烟。
是槐花。
九月末，北京的槐花早落了，但残余的味道还留在风里。
五年了。
娄晓娥站在他身后，仰头看着北京站屋顶上那几个大字。
“到了。”她的声音有点飘。
月台出口处，两个人等着。
打头的穿中山装，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胸口别着一枚红色徽章。
他身边站着一个年轻干部，手里举着块白纸板，上头写着三个字——
“何雨柱”。
花白头发的走上前，握住何雨柱的手，力气不小。
“何雨柱同志？我是京城侨务办公室的林德厚。组织上对你这次爱国捐赠非常重视。”
他松开手，往身后看了一眼。
“京城这边，给你安排了专门的接待。粮食的事，明天就开始对接。”
何雨柱点了下头：“这两天能不能安排下。带我们去福利院瞧一瞧。”
“已经接到电话通知，已经安排好，你们休息一天，明天一早就带你们过去。”
“好...”
林德厚领着人往出口走，边走边说：“何先生，你这次回来，有没有想去看看的地方？故居啊，老朋友什么的？”
何雨柱的步子没停。
“南锣鼓巷，九十五号四合院。”
林德厚回头看了他一眼。
“方便的话，明天办完正事，我想去看看。”
林德厚笑着应了。
京城饭店。
三楼西头的套房，窗户对着长安街。何雨柱站在窗前，看着街上骑自行车的人群和灰蒙蒙的天。
娄晓娥坐在沙发上翻一本旧报纸，两条辫子搭在肩上，像模像样的：“这饭店跟外面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外头人都吃不饱，这里头居然还有三菜一汤。”
“别乱翻东西，窗帘拉上，少往外看。”何雨柱提醒一句后，继续开口：“这里是接待外宾的地方，他们将我们俩当外宾来接待，也不要高兴的太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娄晓娥撇了撇嘴，把报纸合上了。
第二天一早。
林德厚带着车来接人。
吉普车穿过半个京城，停在城西一条灰砖巷子尽头。
福利院的大门是两扇掉了漆的木板门，门楣上的字被雨水冲得模糊。
院子里种着两棵老槐树。
院长姓方，五十多岁，女同志，穿深蓝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边。
她领着何雨柱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两栋砖楼，六间宿舍。
大的一间住十二个孩子，小的住八个。
被褥薄得能透光，棉花都结了硬疙瘩。窗户糊着报纸，风一吹呼呼响。
“要是到了冬天，日子就难了。”方院长站在走廊里，声音不高，“煤不够烧，棉衣不够穿。去年冬天冻伤了三个孩子的手。吃的也紧，粮食定量供应，孩子们正长身体，饿得快。”
何雨柱拿出笔记本，一条一条记。
棉被六十床。
棉衣八十套。煤两吨。
粮食——方院长报了个数字之后又咽回去，改口说“能给多少算多少”。
何雨柱把笔记本合上。
“方院长，你刚才想说的那个数字，说出来。”
方院长犹豫了两秒。“一年的口粮，至少五千斤。”
何雨柱点头。“棉被、棉衣、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