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面上的冰已经化了一半。上游春汛还没到，但气温回升，河岸边缘的冰层变成了半透明的薄片，被水流冲得上下起伏，发出细碎的咔嚓声。码头上堆着过冬后第一批准备南发的货：六匹细布，用桐油纸包着，捆在两只木箱里；八只玻璃杯，四只琥珀色，四只淡绿色，每只都用干草和软木塞固定在各自的木格内；还有二十只新铸的铁制农具配件，是替哈维在科莫湖货栈补的损耗。
老乔治在栈桥尽头量水位。他今年七十八了，腰背驼成九十度，量水时必须侧身跪着，把木尺插进水里，让左眼——他那只还能用的眼睛——对准尺上的刻度。小小乔治站在他身后，裹着一件半旧的羊皮袄，手里捧着一只粗陶壶，壶里盛着给爷爷煨的姜汤。
“爷，回屋吧，这儿风大。”小小乔治说。他是小乔治的长子，今年十六，骨架已经长开了，但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特有的青涩。他在盛京学校里学过读写给算，去年开始跟着父亲跑码头，老乔治喜欢他陪在身边。
老乔治摆摆手，浑浊的眼睛盯着尺上的水痕。“水涨了两寸。上游化冻了。”他的声音像是从漏风的箱子里挤出来的，“再过十天，大河就能走船了。”
他话音刚落，下游方向传来了一声号角。不是莱茵河船夫那种短促的牛角号，也不是盛京码头的召集号，而是一种更长、更圆润的铜号声，带着鼻腔共鸣，在河谷里荡开时显得有些孤单。
小小乔治直起身，朝下游望去。
河弯处转出一只船。船身约四十尺，比盛京的平底驳船窄，但吃水更深，船头尖细地翘起来，像一把出鞘的短刀。两面巨大的三角帆——前帆小后帆大——帆面是灰白色的粗亚麻，被冬末的西北风鼓得胀紧，船速明显比本地船只快得多。船舷两侧各有一排桨孔，但没有桨伸出来，说明此刻全凭风力。
“三角帆。”小小乔治喃喃道。
老乔治也听见了。他用手撑着膝盖，艰难地站起来，眯起左眼望向河面。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用手杖敲了敲栈桥木板——那是他表达“果然如此”的习惯动作。
船在码头外约三十步处下了锚。船头站着那个男人，和两年前一样，穿着一身被海风吹得发白的深蓝色长袍，头上缠着白色头巾，腰间系着一条宽皮带，皮带上挂着一只铜算盘。他的脸比上次更黑了，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但眼神依然锐利，像两颗浸在油里的黑石子。
易卜拉欣。
他沿着跳板踏上盛京码头时，靴子踩在半融的冰碴子上，发出咯吱咯吱的碎裂声。他的靴子已经换了一双，不再是两年前那双软塌塌的尖头靴，而是一双硬皮的高筒靴，靴筒上缝着铜钉，靴底沾满了从地中海到莱茵河沿途各种颜色的泥：有罗讷河谷的红土，有勃艮第的灰泥，还有阿尔卑斯山道的褐黄色冻土。
“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他用拉丁语说，口音依然带着那种唱歌般的长短调，“我迟到了。整整一年。”
杨保禄是从藏书楼赶来的，披着那件旧羊皮袄，身后跟着杨定军。杨定军穿着一件无袖的粗麻坎肩，外面罩着短皮袄，手里攥着一把半圆锉——他显然是从铁匠坊直接过来的，指甲缝里还嵌着铁屑。
“一年。”杨保禄走到栈桥尽头，看着易卜拉欣，“我们以为你的船沉了。”
“比沉船好不了多少。”易卜拉欣苦笑了一下，露出一排被槟榔染得微黄的牙齿。他挥挥手，船上的两个水手开始从舱里搬货，“阿拉伯舰队去年秋天封锁了塞浦路斯岛。我的船被困在科孚岛的避风湾里，从八月一直待到正月。刚解封，我就顺着罗讷河逆流而上，然后换骡马翻山，最后在巴塞尔雇了一条小船，才在昨天夜里进入阿勒河。”
他搬上来的第一桶货是希腊硝石。木桶是新的，箍是铜的，但铜已经生了一层薄薄的绿锈，显然是在潮湿的海上环境待久了。桶身上用黑色颜料画着几个弯弯曲曲的异乡文字，旁边有人用拉丁文补了一行小字：“塞浦路斯产，纯。”
杨保禄打开桶盖，抓了一把硝石在手里搓。灰白色半透明结晶，颗粒比去年那批稍小，但纯度还在——舌尖舔一下，尖锐的涩味和凉感立刻窜上来。
“八桶。”易卜拉欣说，“原本答应你十桶，但塞浦路斯矿场减产了，我能买到的只有这些。价格涨了两成——不是我要涨，是科孚岛的黑市价比去年高了四成，我给你已经是按我们之间的老交情打了折。”
“两成是多少？”小乔治插嘴问。他刚才接到通报从城里赶来，披着一件深灰色羊毛长袍，腰间系着皮质算袋。他已经完全接掌了商队，这种讨价还价的事自然由他开口。
“去年每桶六十银币，今年七十二。”易卜拉欣伸出手指比划，“但用货物结算的话，我可以按去年的旧价收细布——每桶换六匹细布，和两年前一样。”
杨保禄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第二桶货前。这是塞浦路斯铜锭，但只有六块，比上次的十二块少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