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安远点点头，把毯子重新盖好。他走出屋子，对站在门口的媳妇说：“去烧一锅热水，不要泡茶，只喝白水。再拿一个干净的木盆来。”
然后他从自己住处的行囊里取出一只皮袋。袋里装着珊珊——他的祖母——去年秋天给他配的一包草药。珊珊是盛京医术最好的人，杨亮去世后她深居简出，但每年春秋都会给几个孙辈各备一包常用的草药，里面分成几小包：退热用的柴胡和黄芩，止咳用的杏仁和桔梗，祛湿用的茯苓和泽泻，还有一小瓶她用阿勒河边的草药熬制的膏方，专治风寒后的体虚。
杨安远不是大夫，但他从小跟着父母去祖母那里请安，耳濡目染，记下了不少方子。更重要的是，珊珊教过他一套诊治的法子：先辨寒热，再看虚实，最后辨表里。老汉斯发热、黄痰、苔厚、尿赤，这是外感化热入里的症候，不能单纯发汗，要清热祛湿兼顾。
他选了一小包柴胡和黄芩，让老汉斯的媳妇用滚水冲开，晾到温了再喂。又取了几片茯苓和泽泻，泡在第二壶水里，这是利尿祛湿的。最后，他用热水给老汉斯擦了擦腋下和腿窝，帮助散热。
“今天不要盖太厚。”杨安远对老汉斯的媳妇说，“他身子在往外排热，捂得太严实，热散不出来。晚上如果烧退了，给他喝一碗稀粥，不要油腻。明天我再来。”
第二天一早，杨安远处理完打场的收尾事，又去了老汉斯家。老汉斯的烧退了一些，额头不那么烫了，但还在咳，痰从黄变成了白稠。杨安远知道，这是热邪在往外走的迹象。他把药方调整了一下：去掉一味黄芩，加上杏仁和桔梗，煮了一碗浓浓的汤药。
“少爷...”老汉斯躺在铺上，声音比昨天清亮了些，“您还会看病？”
“不会。”杨安远坐在铺边的木凳上，手里搅着药汤，“我祖母是大夫。我跟她学过一点皮毛。你这个是劳累过度，又淋了雨，外邪入侵。把热清出来，湿排出去，养几天就好。但今年冬天你不能再去干重活了，地里的活让格奥尔格他们分担。”
老汉斯苦笑了一下：“我这条老命...要不是少爷，怕是熬不过昨晚。”
“能熬。”杨安远把药碗递给他，“你把命给我好好留着。明年这块地还要靠你盯着，旁人我不放心。”
老汉斯接过碗，双手捧着，把药汤一口一口喝下去。药很苦，他眉头都没皱一下。喝完，他用袖子擦了擦嘴，忽然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
是一只银锁。
锁很小，比巴掌还小，但打得极精巧，锁身上刻着一圈细密的云纹，锁芯是个小铃铛，一晃就响。这是三年前杨安出生时，老汉斯把自己女人的银簪子熔了，打成这只锁，送给杨安的满月礼。杨安远当时推辞不过收下了，但去年冬天回来时，又悄悄把银锁留在了老汉斯的屋里，压在了他的枕头下，附了一张纸条：“锁是老人的念想，安儿有爹娘守着，长命百岁。您留着。”
没想到老汉斯又把它拿了出来。
“少爷，”老汉斯把银锁递过来，这次态度很坚决，“这锁...您必须给安儿带上。我老汉斯活了大半辈子，没儿没女，就这一块瓦尔德堡的地是我的根。三年前安儿少爷出生，佃农们凑钱给他打锁，我打了这只。您去年退回来，我知道是心疼我。但我好了，真的，烧退了，腿也不那么肿了。这锁...本来就是给安儿少爷的，不是我的。”
杨安远看着那只银锁，银子在昏暗的屋子里泛着温润的光。他想起三年前的那个春天，老汉斯蹲在坡顶的老橡树下，把刚从炉子里取出来的银锁放在掌心吹气，脸上被火光映得发亮。那时候老汉斯还能扛着八十斤的麻袋爬坡，还能在一天之内翻完半亩地。
“你留着。”杨安远说，“等明年安儿来瓦尔德堡玩，你亲手给他戴上。”
“我...”老汉斯还想争辩，但一阵咳嗽打断了他的话。
杨安远把药碗接过来，放在一边，然后把银锁轻轻推回老汉斯手里，用毯子把他的手盖好。
“明年。说好了。”
老汉斯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慢慢蓄了一层水光。他不再争辩，只是把银锁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像攥着自己的命。
杨安远每天来给老汉斯换药、诊脉、调整药方。第四天，老汉斯的烧完全退了，咳痰也少了，能坐起来喝粥。第七天，他能扶着墙慢慢走到门口，看看坡上的大豆田。第十天，他主动要求去菜畦里拔葱，被媳妇骂了回来，但精神显然大好了。
在这期间，杨安远把瓦尔德堡的全部秋收账目核对完毕：九户佃农分粮到户，主仓存入大豆十石三斗、小麦八石（去年冬麦的存余）、腌菜和萝卜干若干。《瓦尔德堡农事纪要》的第五年卷写完了最后几页，包括今年的气候记录（春雨适中、夏旱不严重、秋霜来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