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军转向杨宁和其他三个孩子：“你们今天算的这一笔，以后纸坊每抄一槽纸都要用。乔瓦尼师傅会把它写在排工表上，以后轮值的学生负责量浆、算水，照着做。”
杨宁看着自己的数字变成了纸坊的实际规矩，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右手食指和中指上沾着纸浆的灰白色痕迹，是刚才帮乔瓦尼扶竹帘时蹭上的。这痕迹和她在教室里用铁笔划出的数字，忽然之间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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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杨家宅院。
晚饭是玛蒂尔达准备的：腌肉炖芸豆，配上新蒸的黑面包。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的长桌旁，杨定军坐在上手，玛蒂尔达坐在他对面，杨宁和杨安分坐两边。
杨安今年七岁，刚被母亲玛蒂尔达带着开始认字。他不比姐姐早慧，但性子稳，坐得住。玛蒂尔达用一块涂了蜡的小木板教他写自己的名字——杨安两个字，笔画不多，但“杨”字的木字旁和“安”字的宝盖头对他那双小手来说还是太难。他攥着铁笔，在木板上歪歪扭扭地划，木屑和蜡屑混在一起，在板面上堆出小小的山包。
“横要平，竖要直。”玛蒂尔达握着他的手，带着他走了一遍，“你看姐姐，她刚开始写字时也是这样，练多了就直了。”
杨宁瞥了一眼弟弟的木板。她的第一阶段确实是这样的，但现在她早就不用这种初学者的木板了。她在铁笔的握法上已经能写出和老格雷戈里不相上下的工整字——至少在算术演算时，她的数字写出来横平竖直，从不潦草。
“娘，爹教我算筹了。”杨安忽然说，眼睛亮亮的，“红的加，黑的减，还有进位借位。”
玛蒂尔达笑了：“是姐姐在学，你还没到时候。你把名字写稳了，明年再让你爹考你。”
杨安低下头，继续跟那个“安”字较劲。他的铁笔在宝盖头下面划了一道，力用得偏了，蜡面被刨出一道深深的沟。玛蒂尔达伸手帮他刮平，让他重来。
杨定军坐在对面，埋头吃饭，一直没说话。他吃饭的速度不快，每一口都嚼很久，像在消化什么坚硬的东西。直到一碗粥喝完，他把碗轻轻放在桌上，才抬起眼看向杨宁。
“明天开始，你把造纸坊算的配比记一本小册子。”他说，“每天一槽，记浆量、水量、气温、干燥时辰。记满一个月，给我。”
“记这个做什么？”杨宁问。
“看变数。”杨定军说，“同样的配比，天热时纸干得快，纤维收缩大；天凉时干得慢，纸质绵软。把气温和时辰对上，以后不用试，直接查表就知道该加多少浆、晾多久。”
杨宁点点头。她明白了——这不是单纯的记账，是在找规律，像祖父杨亮当年记气候和产量那样。
“我能用算筹记吗？”
“不用算筹。”杨定军从怀里掏出那只木盒，放在桌上，“算筹是演算用的，记数用炭笔。我给你一块新木板，你钉成册。”
说完，他起身离席，走进里屋，不一会儿捧出一叠巴掌大的薄木板。木板是杉木片，约莫两指厚，用烧红的铁钎在中间烫出了两个孔，可以用麻绳穿成一本活页册子。
杨宁接过那叠木板，在手里掂了掂。很轻，但表面光滑，显然是刨过后又用细砂纸磨过的。她翻了翻，一共十二片，能写很多字。
“谢爹。”她说。
杨定军嗯了一声，转身走回座位，继续盛第二碗粥。他的动作和平时一样稳，但杨宁注意到，他递木板时，手指在木板的边缘多停了一瞬，像是在确认没有毛刺会扎到她的手。
夜里，杨宁在自己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灯是陶制的，灯芯用棉线搓成，泡在菜籽油里，火苗如豆，只够照亮木板前半尺的范围。
她把白天在造纸坊算的数字重新整理了一遍：槽的容积、浆的比重、混合液浓度、每一槽的实际配料量。然后用炭笔写在新的木板册上，字迹尽量工整，因为杨定军说过，字写错了可以刮，但刮多了板面就糙了。
写完纸坊的账，她还多写了一页：把算筹的进位规则总结成三句话——“数位对齐，满十进一，借一当十。”这是她自己悟的，老格雷戈里没教过这么简的说法。
写完这些，她放下铁笔，伸了个懒腰。油灯里的油还剩一半，她不想浪费，就抓起另一块空白的木板，用铁笔在上面随意画起来。
起初只是画圆圈和直线，像所有孩子在蜡板上涂鸦那样。但画着画着，她的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描出白天见过的轮廓：一根竖直的柱子，上面伸出一根横臂，横臂两端连着四片斜斜的方块。她在风车基座旁边加了一个小方块，里面画了几圈牙齿一样的突起——那是她见过的齿轮。然后又在另一侧画了一个扁扁的圆盘，圆盘中间穿了一根细线，线的末端垂着一块三角形的重物。
她画的是北岸高地上那座风车的简化图，加上了她从水力工坊看到的传动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