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天，他开始教修道院现有的佃农和修士管事怎么选豆种、怎么拌草木灰、怎么防地蚕。听课的有三十多人，坐在新地边缘的空地上，围成一圈。杨安远蹲在他们中间，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图，讲的都是大白话，没有一句拉丁文修辞。
“豆子要选饱满的，颜色发亮，不能有虫眼。种之前用草木灰拌一遍，灰要干，要细，像面粉那样。拌完后晒半天，再下地。这样能防地里的虫子咬根。”
一个老佃农举手问：“少爷，草木灰从哪来？”
“烧草。你们休耕的地里不是长野草吗？割下来晒干，烧成灰，就是肥，也是药。一举两得。”
老佃农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块破布，把杨安远的话用炭笔记在上面。他不识字，但会用符号——圆圈代表豆子，叉代表虫子，箭头代表拌灰。
第十天，杨安远把十本《盛京农事手册》亲手交给了奥多院长。院长把书分给了五个庄园管事和五个修士，每人一本，叮嘱他们要照着做，不懂就问杨安远。
“但杨公子很快就要走了。”一个管事说。
“所以我让你们问清楚。”奥多说，“半个月，够你们学的了。学不会，是你们的事。”
第十三天，杨安远准备返程。
奥多院长在修道院的大门口为他送行。除了院长，还有贝尔纳副院长和几个修士管事。魏因和海因里希已经牵马等在门外。
院长递过来一只小木盒。杨安远打开，里面是一枚银质的克吕尼徽章，上面刻着钥匙与麦穗。
“礼物。”奥多说，“不是报酬，是友谊的象征。以后你再来克吕尼，凭这个，可以直接见我。”
杨安远接过徽章，放在掌心掂了掂。银子成色足，做工精致。他把徽章收进怀里，然后从自己的鞍袋里取出一样东西——一本手抄的《瓦尔德堡农事纪要》。
“回礼。”他说，“这是我自己的笔记，比《手册》更细，有我三年种地的记录。里面有一些气候数据和产量对比，可能对您有用。但同样，只讲种地，不涉及其他。”
奥多接过纪要，翻了翻。里面的表格密密麻麻，字迹工整，每一页都画着地块、数字和简单的气候记录。他合上书，看着杨安远。
“你们杨家，三代人都在写这种书？”
“我祖父写了五十六本，我父亲写了技术纪要，我写了农事纪要。”杨安远说，“写下来，后人就不用从头摸索。”
奥多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退后一步，看着杨安远翻身上马。三匹马沿着碎石路向东北方向走去，蹄声在清晨的空气中清脆地响着。院长和他的修士们站在大门口，目送他们远去，直到三个骑影消失在麦田尽头的薄雾中。
回程经过西亭时，马丁告诉杨安远一个消息：戈特弗里德骑士的管事上月又来了一次，用三罐葡萄酒换了四具铁犁头，并且提出想在明年春天引入盛京的轮作法，请西亭派一个农师去指导。
杨安远想了想，让海因里希留在西亭，等春耕时去骑士领走一趟，教他们最基本的轮作安排。海因里希点头应下。他本来就是瓦尔德堡的农师，对这种工作轻车熟路。
五月二十八，杨安远回到盛京。
他把克吕尼之行的经过向杨保禄和杨定军做了详细汇报，包括奥多院长的为人、修道院的规模、新地的土质、听课人数，以及戈特弗里德骑士也开始对轮作法感兴趣的消息。
“克吕尼把咱们的手册分给了十个管事，”杨安远说，“这十个人里，只要有三个认真照做了，三年后他们的产量就会上去。产量上去了，他们就离不开咱们的铁犁和细布。这是长线。”
“格布哈德那个修士呢？”杨保禄问。
“他看得最认真，笔记记得最细。我临走时，他偷偷问我能不能去盛京学半年。我说做不了主，要回来问您。”
杨保禄和杨定军对视了一眼。让一个修道院的修士来盛京学习，这意味着什么，两人心里都清楚——不是技术上的事，是政治上的事。克吕尼是勃艮第最大的修道院之一，他们的态度会影响一大片教会势力。如果盛京和克吕尼建立了这种深度的联系，以后在勃艮第方向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支点。
“可以。”杨保禄说，“但有个条件：他来，只学农事，住西亭，不住盛京。学半年，期满后回克吕尼，不得转往其他地方。学的东西，只能用于克吕尼的领地，不得外传。”
杨安远点头记下。
。书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了，边角起了毛边，但里面的图和字依然清楚。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是杨安远写的附录：“各地气候不同，播种日期需按本地霜降日推算。”
他合上书，走到窗前。窗外是阿勒河，河水在五月末的阳光下泛着碎金般的光。码头上，七条平底船正在装货，准备发往科隆和佛兰德斯。北岸的风车缓缓转动，叶片在风中划出弧线。远处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