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安远点点头。他拿起笔，在手册的目录上勾勾画画，把十二章拆成了十章：《土地》《轮作》《选种》《播种》《灌溉》《施肥》《除虫》《收割》《储粮》《附录》。原第十二章关于化工和机械的内容被抽掉，只留下《施肥》一章里草木灰和绿肥的部分。
“我来重写。”杨安远说，“用拉丁文，周老先生帮忙润色。十章，每章配一张图。图画简单些，让修道院的修士和佃农都能看懂。”
“多长时间？”杨保禄问。
“十天。”杨安远说，“我白天写，周老先生晚上改。图让卡斯帕从西亭回来画——他的手比咱们稳。”
杨保禄嗯了一声，表示同意。他转向卡洛曼：“克吕尼那边怎么回复？”
卡洛曼走到桌前，从信纸下面抽出一张空白的犊皮纸。“我写回信。告诉他们：农事手册可以奉赠，但盛京的版本是为北方河谷气候写的，勃艮第的气候略有不同，使用时需因地制宜。铁犁头和细布的订单，按正常契约执行，一百具犁头、二百匹布，今夏交货，价格按盛京出厂价加一成运费。至于手册，我们会派专人送去，并安排一名农师驻留半月，指导实施。”
“派谁去？”
“杨安远。”卡洛曼看向杨安远，“你写的书，你最懂。去克吕尼住半个月，把他们的地看过一遍，轮作表帮他们排出来。这也是个机会——看看勃艮第最大的修道院是什么样，他们的地有多少，人有多少，粮有多少。这些信息，比卖一百具犁头值钱。”
杨安远没有立刻答应。他看向父亲杨保禄。杨保禄坐在椅子里，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目光落在窗外的河面上。河水涨得正急，水面上漂浮着上游冲下来的断枝，在漩涡里打转。
“去。”杨保禄说，“但有个规矩：只教种地的事，不聊铁怎么炼、布怎么织、玻璃怎么烧。如果院长问你这些，你就说不懂，或者说这是盛京的规矩，外人不能问。”
“明白。”
“还有，”杨保禄转过头，看着儿子，“克吕尼是教会的人，但他们也是大领主。领主的地盘里，规矩和咱们不一样。你去了，不要惹事，也不要怕事。他们的修士如果欺负人，你报咱们的名字。如果报了名字还不行...”他顿了顿，“回来告诉我们，不要自己扛。”
杨安远点点头。他站起身，把手册原本和拆好的目录一起抱在怀里，转身朝学堂走去。他的背影在藏书楼门口的阳光里闪了一下，然后消失在走廊的暗影中。
重写工作持续了十二天，比预期的多了两天。
杨安远每天卯时起床，在学堂的案前写到午时。他用杨定军发明的简化汉字起草，然后由周老头逐章翻译成拉丁文。周老头的拉丁文是杨亮早年教的，虽然口语不行，但书面翻译极工整，用词朴实，不搞教会文书那种弯弯绕。
每写完一章，杨安远就读给诺力别听。诺力别不识字，但种过地，懂农事。如果哪一段她听不明白，杨安远就重写，直到一个农家妇人也能听懂为止。这是杨亮传下来的规矩：书是写给干活的人看的，不是给修道院文书看的。
卡斯帕是从西亭赶回来的，骑了三天马。他今年三十六岁，手上的功夫比四年前更稳。他负责画插图，每章一张，用炭笔和淡彩画在羊皮纸上。图画得很朴实：轮作表是四个方块，里面画着麦子、豆子和休耕的标记；选种图是一只手捏着豆粒，旁边画着“饱满”“虫眼”“瘪粒”的对比；沤肥图是一个坑，坑里堆着草和土，上面盖着泥。没有透视，没有阴影，但清楚，一看就懂。
第十二天傍晚，十章全部完工。杨安远把散页装订成册，用粗麻线穿过预先打好的孔，扎紧。封面糊着桐油浸过的粗麻布，比原版更厚，更防潮。
杨保禄在藏书楼翻了一遍。他看拉丁文吃力，但看图能看懂。翻到《轮作》那一章时，他停下来，用手指点了点图上的四个方块。
“这个好。”他说，“比咱们老版清楚。老版的轮作表是写的字，这是画图。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
“爹，还有件事。”杨安远说，“克吕尼的纬度比咱们低，气候更暖，冬小麦的播种时间应该比咱们晚半个月到二十天。我在附录里加了一页，写明了‘各地气候不同，播种日期需按本地霜降日推算’。但没写具体怎么推算——只提醒他们因地制宜，不把咱们的经验硬套。”
“对。”杨定军从窗边走过来，接过手册翻到最后，“不要把测量工具交给他们。让他们靠看天、看草、看虫来判断时节。这样咱们的技术既传了出去，核心又没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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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禄合上手册，把它交给卡洛曼。“回信。告诉他们：书有了，人也定了。五月头，杨安远亲自送去，驻留半月，教他们排轮作表。铁犁头和细布，同期发货。”
四月二十八，杨安远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