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汛比往年早了十天。阿勒河上游冰川融水裹着碎石和断枝冲下来，在码头木桩间撞出浑白的浪花。七条平底船在系缆桩上摇晃，船工们忙着加固缆绳，用草垫包裹船舷防止碰撞。老乔治蹲在栈桥尽头，木尺插在水里，眯着左眼读刻度。他今年七十七了，背驼成一张弓，但每天清晨的测量从不间断。
小乔治从后面走来，靴子在湿木板上踩出清脆的响声。他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羊皮纸边缘被河风吹得翻卷。信是从法兰克尼亚方向送来的，盖着一枚陌生的印章——一把钥匙交叉着一束麦穗，是克吕尼修道院的标记。
“克吕尼。”小乔治把信递给刚走上码头的杨保禄，“他们要订一百具铁犁头，二百匹细布。还要咱们的农事手册。”
杨保禄接过信。他今年五十二岁，鬓角已经全白，但腰板还直，穿一件深灰色羊毛长袍，袖口磨出了毛边。他展开信纸，用拉丁文写的，字体工整，是修道院文书典型的加洛林小草书体。信的内容很长，前半部分是客套，赞美盛京细布的质地和铁犁的耐用；后半部分是具体的订单：一百具铁犁头，要求在今夏播种季前交货；二百匹细布，其中五十匹要裁成祭袍内衬的特定幅宽；最后附带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得到盛京的《农事手册》，以便在修道院的领地上推广。
“克吕尼修道院，”卡洛曼不知什么时候也到了码头，他穿着旧猎装，灰白头发在春风里飘动，“是勃艮第最大的修道院之一。他们的院长叫奥多，是个有野心的人。克吕尼这些年一直在扩张领地，买地、收捐赠，名下已经有两千多亩地。但地多了，佃农却不会种，产量一直上不去。奥多院长想要咱们的手册，是想增产。”
“手册可以给，”杨保禄把信折好，“但不能全给。”
他转身朝内城走去，小乔治和卡洛曼跟在后面。三个人穿过石板路，经过城门时，杨保禄朝值守的远瞳队员点了点头。城墙上的六门铁炮在晨光中泛着暗青色的光，炮管指向北方，炮口用木塞堵着，像六只闭着的眼睛。
藏书楼里，杨保禄把信摊在桌上，又从樟木箱子里取出那本《盛京农事手册》的原本。手册是杨定军根据父亲杨亮的笔记和这些年盛京的实践经验整理出来的，一共十二章，用麻线装订，封面糊着浸过桐油的粗麻布。他翻了一遍，然后把杨安远从瓦尔德堡叫了回来。
杨安远是三天前到的。他每年春秋两季回盛京述职，汇报瓦尔德堡的农事和账目。这次回来正好赶上修道院的订单。他今年二十一岁了，身量长开了，肩宽腿长，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粗麻短褐，腰间系着牛皮绳，绳上挂着那把从不离身的小铁尺。他的手指上有两种茧——握农具的和握笔杆的，叠在一起，形成一层厚实的硬皮。
“克吕尼要这个，”杨保禄把手册推到他面前，“你看看，哪些能给，哪些不能给。”
杨安远坐下来，翻开手册，一页一页仔细看。第十二章的内容他熟得很，因为其中轮作和大豆种植的部分，很多是他自己在瓦尔德堡摸索出来的。但手册的后半部分——关于水力灌溉、漂白粉制肥、简易温度计判断播种时机——这些涉及化工和机械的知识，他皱起了眉头。
“爹，”他抬起头，声音不高，但很清楚，“农事的部分可以给。轮作、选种、施肥、除虫、绿肥沤制、大豆压青、麦茬留高——这些是纯种地的事，给了他们，他们也造不出咱们的铁犁头。但后面的部分...”他用手指点了点关于漂白粉制肥和简易温度计的几页，“这些牵涉到碱料配比和器具制作，给出去，等于把咱们漂白工坊的门道露了一半。”
“还有呢？”杨保禄问。
“水力灌溉这一章，”杨安远翻到中间，“咱们写了一些简易水坝和水渠的修造方法。这些本身不难，但里面提到了‘用水力带动的提水机械’——虽然只是几句，但如果有人顺着往下摸，可能摸到咱们水力工坊的边。”
“你的意思？”
“分册。”杨安远说，“把手册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农事卷》，只讲种地：土地怎么分等，轮作怎么安排，豆种怎么选，虫怎么防，肥怎么沤。这部分可以公开，甚至可以免费送给修道院。第二部分叫《器用卷》，讲水力、讲化工、讲测量工具——这部分不给克吕尼，或者只给院长一个人看，而且看完收回。”
杨保禄看向杨定军。杨定军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捏着一块半圆锉，正在打磨什么东西。他抬起头，目光落在手册上，想了想。
“器用卷里，水坝和渠可以保留，”他说，“但删掉所有提到齿轮、传动轴、水轮的话。删掉‘水力机械’这四个字，改成‘简易水车’。水车的结构画最简单的——踏车，用人踩的，不是水力带动的。这样他们只得到一个费力低效的工具，不会摸到咱们的核心。”
“温度计呢？”杨安远问。
“删掉。”杨定军说，“咱们自己的佃农也不用温度计，凭经验看天。把这个去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