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翻开班级通讯录，找到丁一宁母亲的电话。她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操场边上那排梧桐树，叶子被晒得卷起了边。她把那个号码反复看了很久，最终没有拨出去。她想打过去说一句“他好像在害怕”。但她又觉得这句话会让那位母亲站在客厅里握着手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几天前，她在睡前把丁一宁前后几篇作文都找出来翻了一遍，想确认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那篇《我想变得更好》的最后一段写得格外用力，纸面有明显的凹痕。在“但不是用那个方法”后面，还有一个被擦掉的**——她以前没注意到。擦痕很轻，但从反面看，那个**还在。
她把通讯录放回抽屉，走到窗前，推开了窗。蝉声陡然涌进来，满得快要从窗框溢出。她想起周雨昨天晚饭时说了一句——“丁一宁昨天哭了。他说不想去少年班了。我问他为什么，她说因为那不是他想去的。”她当时没有追问，因为她不确定周雨能不能理解。现在她看着操场上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水泥地，忽然觉得她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但她知道，那个被擦掉的**，和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名，和赋分制登记表上那个“是”后面的勾——是同一种东西在不同的人身上留下的印记。有的人在十八岁留下，有的人在三十七岁留下。有的人留下之后还能擦掉，有的人永远擦不掉。
七月下旬，丁一宁的父亲来学校办完最后的手续。他站在校门口，手腕上戴着一块和女儿同款的电子表，表带是深灰色的。林晚晴刚好从教学楼出来，和他打了个照面。
“您是丁一宁的班主任吗？”他主动伸出手。林晚晴握了握，他的手很干燥，指尖有一层薄薄的茧。“这孩子回去常提起您。她说您是她在学校里最信任的老师。特别感谢您这几年的教导。”
“她是个好学生。”林晚晴说。她注意到他手腕上那块表——表盘上没有显示任何数字，只有几道极细的波纹在缓慢移动，像是某种实时监测信号的视觉化。
丁教授注意到她的目光。“哦，这个是我们实验室自己做的。便携式脑电监测设备，用来追踪专注度的。她从小专注力就不太好，我们做家长的，就给她做了这个帮她专注。不是植入，戴在手腕上就行。”他笑了笑，“我们做科研的，总想着把专业知识用在孩子身上。算是职业病吧。”
“您有没有问过她自己想不想戴？”
丁教授的笑容没有变，但手指在表带上轻轻敲了两下——一个很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动作，像是那块表在那一秒刚好发送了一条他无法忽略的信号。他说：“问过。他说戴习惯了。”
两个人又客套了几句，然后丁教授转身走了。他的车停在路边，是一辆银灰色的新能源车，车身上印着国家量子计算实验室的标识。林晚晴在校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那辆车汇入车流。她想起多年前那个课堂上的男生问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过时了”，想起丁一宁在作文本上写“但不是用那个方法”，想起她手里那张被揉皱又展平的草稿纸——“我会觉得那才是真实的我——这才是最可怕的。”她没有告诉丁教授她看到过那张草稿纸。她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这个勇气，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利。
回到办公室，她打开丁一宁以前的作文本，翻到某一页。那行字还在——“我想变得更好，但不是用那个方法。”每一个字的收笔都往上翘，像一个压不住往上飞却被拽住的心情。她合上作文本，关了台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七月底，韩世清收到了秦铭发来的《青少年神经数据保护条例》最终稿。他用了整整一个上午逐条研读。条例最终稿中增加了一个附件——《关于外部神经反馈设备法律地位的初步评估》，对非侵入式神经认知增强设备的长期神经发育影响提出了跟踪评估的时间表建议。附件中特别注明：“对于兼具医疗辅助与教育增强双重功能的新型外部神经反馈设备，建议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逐步开展上市后长期神经发育影响跟踪评估。评估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使用频率与时长、使用期间及停用后的认知功能变化、情绪状态变化及自主感评估。”
他在“自主感评估”旁边画了一个星号。这个词让他想起很多年前在论文里推导临界阈值时用过的那套工具——Beta分布、随机网络、纳什均衡。那时候他以为临界阈值最大的敌人是算错参数。后来他才知道，是有人正在改写“局部观测”这个变量本身。而此刻，在条例最终稿的附件里，“自主感”这个指标被写入了正式的政策文本。他不需要更戏剧化的确认。他批了“同意按此定稿”，签上名字，把文件装进文件夹。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长安街上梧桐树叶已经遮住了路灯。他想起上次季度评估结束后，他给秦铭打的最后一通电话——两人没有谈到具体条款，只是在挂断前沉默了片刻。秦铭最后说了一句话：“条例出台后，执法强度跟不跟得上，就看中枢的季度评估了。”韩世清当时没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