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文件合上，看着周济桓。
“我不是在反对不干预。我是在问——不干预之后呢？如果市场失灵了，我们有没有备选方案？如果没有，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为未来的灾难提前埋单。”
秦铭说完之后，会议室里沉默了更久。
郭镇开口了。他的声音比秦铭更沉，更有地方官员特有的那种“先讲案例再讲道理”的节奏。
“我在浙江的时候，见过神经接口的生产线。那些机器很干净，工人的防护服比医院的还严。我也见过做完植入的孩子——有一个企业家的女儿，做了青苗版，术后排异反应很轻，成绩从年级前二百冲到前二十。她父亲在饭局上跟我聊起这件事，说‘这是最好的投资’。”
他停顿了一下。
“后来有一次，我去参观一家黑市诊所。不是正式的参观——是公安联合执法的专项行动。诊所在杭州下沙一片废弃的工业区里，手术灯是汽车大灯改的，消毒设备是一台家用微波炉。手术台上还有上一台手术留下的折痕——不是故意的，是没来得及清理，因为下一台手术的病人已经到了。那些病人不是不知道自己可能会死。他们只是觉得——死在手术台上的概率，比死在竞争里的概率更低。”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那次行动之后，我写了份报告给国务院，建议加强对黑市诊所的打击力度。报告递上去之后，发改委的一位老同事私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郭镇，你打击黑市没错，但你把黑市打掉了，那些没钱走正规渠道的人去哪？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我说——那就把正规渠道的价格降下来。他又问——怎么降？让企业降利润？还是让政府补差价？”
他放下茶杯。
“我没回答。因为我没有答案。但我记住了那个问题。”
他看着周济桓。
“不干预策略在宏观上是对的。全球竞争压力确实存在，别人在跑，我们不能站着不动。但在这个策略之下，必须同时有一个备选方案——针对那些被市场淘汰之后无处可去的人。否则不干预就会变成不管。不管和不干预，在公文里只差一个字，在现实里差的是人命。”
宋怀之摘下眼镜，从面前的文件夹里翻出几页手写的笔记。他的手指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年龄。他今年五十八岁，右手的轻微震颤已经持续了几年，体检报告说是特发性震颤，不影响健康，但在情绪激动时会加重。此刻他翻页的动作比平时更用力一些，纸页在他的指尖下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我想补充一点。”他的声音比陈述全球技术现状时更低，“不是政策层面的补充。是技术层面的。是关于那些正在被装进孩子脑子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把一页手写笔记推到桌面上。
“市面上目前流通的青少年侵入式芯片，据我们目前的不完整统计——不完整，是因为没有全国统一登记——至少有四个大版本、十几个细分型号。智桥科技的‘竞’字版是市场份额最大的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青苗版’‘锐思版’‘智桥早鸟版’等等。它们的功能定位各不相同——有的侧重记忆外挂式增强，有的侧重神经推理加速，有的侧重注意力持续时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他停顿了一下。
“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在上市前完成过独立的长期神经发育影响评估，并通过第三方独立认证。”
他翻到下一页。
“神经发育有几个关键窗口期。青春期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在这个阶段，大脑正在进行一项被称为‘突触修剪’的大规模结构性重构——不需要的神经连接被剪掉，常用的连接被强化。这个过程受环境刺激、激素水平、社会互动等多种因素影响，其复杂程度远超目前的任何神经模型。我们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中发现，在这个关键期引入外部神经接口干预，会在成年期导致前额叶皮层中某些抑制性神经递质的基线水平持续偏低。简单地说——一个在十五岁做了侵入式植入的孩子，到了三十五岁，他的大脑可能仍然在用一种更‘冲动’、更不善于延迟满足的模式处理信息。这将不是智力问题而是人格问题。”
他把笔记翻到最后一页。
“问题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需要在上市前提供这种长达十几年的神经发育影响数据。因为我们的法规没有要求。行业标准也没有要求。国际规范——目前还不存在。”
他摘下眼镜，看向周济桓。
“我们即将对一个全球竞争压力下的前沿技术领域做出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