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盯着老大爷那双颤斗着握住笔记本的手看了好几秒，脑子里嗡嗡地响，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往一块儿拼，但还差最后几块碎片。
老大爷的手指抚过笔记本上那行潦草的批注，动作极其缓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摸过去，象是在认一个很久没见面的老朋友的脸。
“你爹个子高，肩膀宽，说话嗓门大，笑起来能把房梁上的灰震下来。”
老大爷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被时间浸透了的确定感。
“那年他到我们学校的时候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跟你身上系的这件颜色差不多，背上也背着一个帆布包。”
许安低头看了一眼系在自己腰上的旧卫衣，又看了看肩上的帆布包，喉头动了一下但没出声。
张德厚从驾驶座上探出头看了一眼，没插嘴，把话筒放回了中控台上，安静地靠在座椅靠背上听着。
站台边上还没走远的几个老人也停了脚步，不远不近地站着。
老大爷把蛇皮袋子又裹紧了一圈，小心翼翼地把那块露出来的琴键面板重新盖好，动作慢得象在给一个睡着的孩子掖被角。
“我叫周长生，以前是武陵山区杉木坪小学的音乐老师，也是唯一的音乐老师。”
他停了一下，用袖子擦了擦老花镜的镜片，但擦完之后没戴回去，就那么攥在手里。
“2003年，有个公益组织往山区学校捐了一批乐器，口风琴竖笛啥的，每个学校分几样，但我们杉木坪分到了一台钢琴。”
许安的眉头微微拧了起来。
“钢琴？往山上送？”
周长生点了点头，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弯的弧度很浅但很苦。
“整个县都觉得疯了，一台三角钢琴将近八百斤，从县城到杉木坪要翻两座山走六个小时的土路，拖拉机都上不去，只能拆成零件一件一件用人扛。”
“县教育局的人说不现实，让我换成电子琴，一台电子琴二十来斤，一个人就背上去了。”
老大爷的手在蛇皮袋子上面拍了拍，拍得很轻。
“但我不换。”
“为啥？”许安问了一句，不自觉地把身子往前倾了倾。
周长生看着他，浑浊的眼珠子里亮了一下。
“因为我那些学生，全是山里的娃娃，最远的走三个钟头的山路来上课，有的连鞋都穿不起，光脚踩着泥巴就来了。他们这辈子可能出不了这座山，可能一辈子都听不到一场音乐会。”
“但我想让他们至少摸一次真钢琴的琴键，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声音是这样的——不是竹笛不是二胡不是村头大喇叭，是钢琴，是贝多芬和莫扎特弹的那种东西。”
“你让他们摸电子琴的塑料按键，跟摸真钢琴的象牙键，是两码事。那个手感不一样，那个重量不一样，那个震动从指尖传到心口的感觉——不一样。”
许安没有说话，他只是蹲在那里，呼吸比刚才重了一点。
直播间的弹幕在这段讲述之后密了起来。
“我是学音乐教育的，这段话直接把我干沉默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电子琴和真钢琴的触键反馈完全不同，对启蒙阶段的孩子来说那就是两个世界。”
“八百斤钢琴翻两座山运到村小学，这不是疯了，这是用命在教书。”
“所以许大山是帮忙运琴的人？”
周长生象是听到了许安没问出口的问题，继续往下说。
“我找了县里所有能找的人帮忙，最后凑了十二个壮劳力。琴被工厂拆成了六个大件，最重的那个底座将近两百斤，用两根杉木杆子穿着抬。”
“上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段路塌了，只剩下不到两尺宽的土坎，一边是石壁一边是悬崖，人侧着身子才能过去，别说抬两百斤的东西了，空手走都得扶着壁。”
“当时有三个人不干了，说太危险，把工钱退了就走了。剩下九个人看着那段路也发怵，都站在那儿不吭声。”
老大爷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但不是刻意的那种低，而是回忆本身太重了，把嗓子也压弯了。
“这时候山底下上来一个人，背着个帆布包，说是在这片山区做田野调查的。他二话没说就把包往地上一扔，脱了外套，钻到杠子底下把肩膀垫上去了。”
许安的呼吸停了一拍。
“两百斤的底座，他一个人扛了一头，另一头两个人合力，就那么从那段两尺宽的土坎上蹭过去的。我在后面看着他的脚从崖边滑过去的时候，我以为他要掉下去了，但他硬是咬着牙把身子拧回来了。”
“过了那段路之后他放下杠子，我看见他后背的衬衫全湿透了，肩膀上压出了两道血印子。”
“我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许大山。”
许安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指关节泛白的那种紧，但他没让眼泪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