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不知道他会不会被当作战犯审判，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
“把我的丈夫还给我。”
她的声音很轻，轻到象是在自言自语。
“我不要核武器，不要强国，不要尊严，我只要我的丈夫，把他还给我。”
与此同时，自卫队驻地。
陆上自卫队第一师团的营区里，几千名士兵站在那里。
穿着军装，戴着钢盔，手里握着枪，但枪里没有子弹。
昨天还有，今天没有了。
命令是今天凌晨下达的，停止一切抵抗准备，弹药全部上缴，武器封存。
营区的操场上堆满了弹药箱，士兵们排着队，把弹匣里的子弹一颗一颗的退出来，放进箱子里。
子弹从弹匣里退出来的声音清脆而刺耳，叮，叮，叮，叮，象水滴落在铁板上。
每一声都象是在敲打他们的心脏。
一个年轻的下士站在队列里，手在抖。
他不是害怕，是愤怒。
他的爷爷死在塞班岛，他的父亲死在菲国，他的哥哥死在新家坡，他们家三代人都在为这个国家打仗。
他们输了，三代人的血白流了。
他把最后一个弹匣退空，把空弹匣丢在地上，手从颤斗慢慢停了下来。
“解散。”
队长说的不是“稍息”，不是“立正”，是“解散”。
几千人同时站定，然后同时散开。
不是跑，是走。
他们走得很慢，象一群丢了魂的人。
有人把钢盔摘下来，抱在怀里，钢盔很重，他抱得很紧。
有人坐在地上，不想走了，走了也不知道去哪。
福岛，第一核电站。
佐藤健一还在地下基地里，他从昨天下午就站在这里，站在钚提取车间里，站在那些不锈钢设备前面，一动没动。
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没有喝水。
腿已经站麻了，腰已经站僵了，但他的眼睛还睁着，看着那些他亲手设计、亲手安装、亲手调试的设备。
银白色的不锈钢罐体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光，象一排排棺材。
地上载来消息，樱花接受东大五项条件，福岛核电站控制权移交东大。
他的秘书跑下来，气喘吁吁，脸上没有血色。
“佐藤老师，自卫队撤了，他们不管我们了，东大的人马上就来。”
佐藤健一没有转身，看着那些设备，看了很久。
“他们都走了？”
秘书没有回答。
“你呢？你怎么不走？”
秘书站在那里，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你也走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秘书转身跑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最后什么也听不到了。
佐藤健一一个人站在地下基地里，几十米厚的岩层压在他头上，几百吨的钢铁设备立在他面前。
他伸出手，抚摸了一下最近的那个不锈钢罐体，罐体冰凉，凉到骨头里。
“我错了吗？”
他问自己，没有人回答他。
十点，东京街头。
东京的街道上，行人很少，不是没有人，是人都躲在家里。
窗帘拉上了，门关紧了，电视开着，声音调到最低。
没有人敢出去，怕被愤怒的人群当成出气筒。
有人在家里哭，不敢哭出声，怕邻居听到。
有人在家里喝酒，从早上喝到中午，从中午喝到晚上。
有人在家里收拾行李，不是想走，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能收拾行李。
涩谷、新宿、池袋、上野、银座、六本木，那些被烧毁的街区还在冒烟。
消防车还在喷水，但不是灭火，是降温。
火已经灭了，能烧的都烧了，废墟上有人在翻找东西，找照片，找证件，找任何还能辨认的东西。
有人在废墟里找到了一只鞋，小孩的鞋，粉红色的，鞋面上印着一只兔子。
她拿着那只鞋，站在废墟中间，看着周围空荡荡的街道，看着那些烧焦的建筑，看着那些破碎的玻璃，眼泪滴在鞋上，滴在兔子的脸上，兔子的脸湿了。
横须贺，米国舰队司令部。
斯普鲁恩斯站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屏幕上东大和南华的舰队还在东京湾里，没有动，也没有退。
几百艘军舰静静的浮在海面上，象一群沉睡的巨兽，一动不动。
但它们的眼睛是睁着的，它们的炮口是张开的，它们的导弹是待发的。
“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