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从伦敦那边来。”王汉彰说。他的嘴巴说出了天津话，那声音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自己都觉得陌生又亲切，像是一件被压在箱底很久的衣服重新穿上了身。
老人的眼睛亮了起来。那种亮不是礼貌性的、社交性的目光，而是一种见到了久违的故人、听到了久违的乡音时才会有的、发自心底的、温暖的、湿润的光。他的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他的嘴角咧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露出下排几颗已经不太齐整的牙齿。
“嘿！你可别糊弄我！”老人朝王汉彰走了过来，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带着一种迫切，“你这口音，不是伦敦的。是天津卫那边的。我在天津待了二十多年，在估衣街上买过布，在三不管听过相声，在天后宫门口喝过茶。天津人说话什么样，我听了一耳朵就忘不了。”
王汉彰的警惕心在这个老人的笑容面前像一块被放在壁炉边上的冰一样慢慢地融化了。不是因为他不设防，而是因为这个老人的眼睛里没有敌意，没有试探，没有那种他从踏入英国以来就一直在各种人的眼睛里看到的、对一张东方面孔的本能的疏离。
这个老人的眼睛里只有一种东西——一个离家很久的人看到了另一个离家也很久的人时才会有的那种不需要解释的、跨越了八千英里的、无言的共鸣。
“神父，您怎么会在天津传教？”王汉彰问道。
老人把他引到壁炉旁边的扶手椅上坐下，自己坐在对面的另一把椅子上。椅子是旧式的，木质的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坐垫的弹簧已经失去了弹性，坐上去的时候整个人会微微陷进去。壁炉的火光在两个人的脸上跳跃着，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对面的白墙上，一大一小，一胖一瘦。
“说来话长。”老人从桌上拿起茶壶，给王汉彰倒了一杯茶。茶水的颜色很深，是那种泡了很久的红茶的颜色，茶汤里漂浮着几片细碎的茶叶末。他把茶杯推到王汉彰面前，然后用同一只茶壶给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来捧在两只手掌之间，缩了缩肩膀，像是在从茶杯的热气里汲取温度。
“我年轻的时候，在伦敦的神学院读书。那一年，有一个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来我们学校做报告，给我们看了他在华北拍的照片——黄土，村庄，光着脚的小孩，在田里干活的女人，还有那一座一座的、被麦田包围着的小教堂。”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目光越过王汉彰的肩膀，落在壁炉上方挂着的一幅照片上。
王汉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是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座用青砖砌成的小教堂，教堂的门前站着一群人——有穿长袍的中国男人，有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有光着屁股的、黑得像泥鳅一样的小孩，还有一个年轻的、穿着白色长袍的外国传教士，他的脸在照片里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只能看出一个瘦高的、微微驼背的轮廓。
“那个人就是我。”老人用下巴朝照片的方向点了一下，“一九一五年拍的。那年我二十六岁。在那个小教堂里，我一待就是二十年。后来军阀打仗，教堂被炮火炸塌了一半，我被迫回了国。但是——你看——”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这里，早就不是英国了。我的心，有一半埋在了天津的黄土底下。”
王汉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凉的，有一股淡淡的涩味。他没有说话。在这个老人的故事面前，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对了，”老人把茶杯放在桌子上，身体前倾，两只手撑在膝盖上，看着王汉彰，“你老不是专门来听我讲古的吧？你遇到什么难处了？”
王汉彰把杯中的茶一口喝干，把茶杯放回碟子里，发出一声轻微的瓷器碰撞的脆响。他开门见山地说：“神父，我需要在下午一点之前赶到一个地方。路太远，光靠两条腿走不到。您能不能帮我找个车——马车、牛车、驴车都行，只要能让我在中午之前赶到就行。”
老人没有问为什么。一个在战乱的中国待了二十年的传教士，见过太多不该问为什么的事情。他只是点了点头，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衣柜前，拉开柜门，从里面拽出一件粗布的、打着补丁的外套，披在黑色长袍的外面。然后他走到门口，从门后的挂钩上取下一顶旧毡帽，扣在头上，压了压帽檐。
“你等一会儿，我去套车。”他说完这句话，推开了通往教堂后院的门，冬天的晨风从门外灌进来，带着一股干草和牲畜粪便的气味。
大约过了十分钟，老人从后院走了出来，手里牵着一匹栗色的老马。
那匹马老了。不是那种“中年”的老，是那种真的、彻底的、脚踏实地的老。它的毛色已经不是栗色了，而是一种被岁月漂白过的、更接近于灰褐色的、毫无光泽的颜色。
它的鬃毛稀稀拉拉地垂在脖子上，像一顶被雨淋湿了的假发。它的眼睛是浑浊的，眼周有一圈白色的、老年动物特有的环状斑纹，它的嘴唇在微微颤抖着，露出下面磨损得很厉害的、发黄的牙齿。
但它站在那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