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社会福利机构，而且历史很悠久。
南梁的孤独园，唐朝的悲田院，宋朝的安济坊，元朝的众济院。
到了明朝，被称为养济院，主要用于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
朱元璋穷苦出身，对于民间百姓疾苦可谓深有体会。
称帝之后，他屡次下诏，明朝养济院机制自此创建。
为了保证该制度的顺利推行，同时为了防止官员贪墨，朱太祖又将其写入了《大明律》。
在“祖制”的威慑下，明朝皇帝对此不敢予以轻视。
因此，养济院迅速在全国各地予以铺开。
永乐年间，已经形成了“天下府州县俱有惠民药局、养济院”；
弘治年间，明孝宗朱佑更是下令“命延绥镇等官于延边各卫设立养济院、漏泽园各一所”。
从此，养济院又开始从内地州县扩展至延边各卫。
可如同所有的好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都会变味，甚至是崩坏一样。
到了万历年间，各地因财政问题不得不对养济院的收养名额予以限制。
同时，养济院的数量减和，功能也开始逐渐减弱。
毕竟，养济院制度在开始时，就存在着漏洞。
太祖朱元璋虽然下旨设立养济院，也给出了粮食衣物的分配标准。
但却并未规定养济院的具体规模，以及各郡县的养济院数量。
因此，各郡县的养济院的规模和数量各不相同，而且变化很大。
其实，这也很正常。
毕竟，明朝养济院的运行，主要源于各地官员的重视程度，以及各地的经济状况。
现在还好些，等到了亡国劳模崇祯时期，穷得叮当响，哪还有钱维持养济院？
而且，相较于残疾和孤寡老人，养济院收养的更多是乞丐。
毕竟，流窜各地的乞丐，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但凭养济院的规模数量，以及朝廷和官府的财政，根本就无法尽数收纳乞丐。
所以，成化年间，朝廷不得不下令，“收京城乞食者入养济院，外来者给口粮送还乡”。
但随着流民越来越多，连这个政策也难以实行。
外来者给了口粮，可返乡也没有活路，依然会滞留在京师或城镇。
对此，朱翊钧采取了措施，但也不会长期供养乞丐之流。
“老弱妇孺尚有情可原，身体尚健壮者，岂能不劳而食？”
朱翊钧建起皇家慈幼院，却是只收孤儿，不管男孩女孩。
先是京师，再是周边州县，现在已经扩大至北方数省。
朱翊钧要用自己规划设计的教育体系，教给这些孤儿他认为有用的知识。
什么四书五经、之乎者也的，用不太着。
能认识两三千常用字，会读会写会算术。
再加之自然和科技常识，以及地理和历史，成为睁眼看世界的一批有用之才。
至于以后的学科划分，也用不着太过精细。
哪怕是学会外语，在海关任职；或是精于统计算术，在银行工作。
对于现在的儒学教育系统，朱翊钧真的是很不喜欢。
寒窗苦读，就那几本破书，十几年或几十年研究八股文，就为了科举入仕。
按照实用性来说，其实秀才已经满够了。
“浪费时间，浪费精力，都读傻了，入仕为官还不是朕所需要的人才。”
朱翊钧扳着指头算过，按照后世的教育制度，六年小学三年初中，在古代已经满够用了。
至于什么高中大学，当时可还没有那么高深精细的理论和知识。
朱翊钧是希望创建起从下到上的官吏晋升制度，降低入仕的门坎。
类似于后世的公务员体系，从基层干起，一步一步地向上升。
“官吏之分，可以逐步消除，且底层官员也要流动起来。”
“能者上，庸者下，考成法虽有需完善的地方，但却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下去。”
明代早期已有对官吏政绩进行考核的制度。
依据明制，京官每六年“京察”一次，地方官每三年一次“大计”（均指考察）。
但吏治腐败，法令不行，这些制度或者流于形式化，或成为官员们争权手段。
张居正为改变官场中的丑剧和制度变质执行“考成法”，即“立限考事”、“以事责人”。
以内阁统领监察机构、再以监察机构监督中央六部。
并以六部统率文武百官及地方官员，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官员考评机制。
不少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因为考成法而得到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