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旧制，国史编修乃翰林院专责，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凡新帝即位，即诏开史局，敕修前朝实录。
礼部咨文各部院、地方官府，限期缴送相关章奏、文档、邸报；
更遣采访使分赴各地，采辑遗闻，搜罗野史。
诸般材料汇于史馆，由总裁官统筹，纂修官分任，经繁复考订、辩驳、润色，方能成稿，谓之“史笔千钧”。
然大明仙朝非旧时气象。
自崇祯二年天子传法，世事更易。
过往史册所载之“常理”、“定论”，于今观之，多有捍格，甚或直接相悖。
修史之事，关乎仙朝法理，意义远超寻常的存史资治。
此业分作数端：
首要者，便是重审明以前诸朝历史。
凡涉及“绝灵之地”无法解释之异象、疑似与修真相关之人物事迹、乃至可能动摇当下仙朝的记述，皆需以修士视角重新考辨、注释。
乃至修正。
譬如，旧史所载某些“神异”、“祥瑞”，需辨析其是为低阶修真现象之误读，还是自然现象；
再如司马懿“洛水之誓”与建奴黄台吉昔年所发“浑水之誓”，是否存在冥冥中的因果牵绊？
又如儒家之地位，道家之传承————
亦在审察之列。
其次，则为仙朝肇建以来的当代史。
新政推行、道途显化、修士辈出、乃至地方异变一评定可以暂缓，载录不得拖延。
如此浩大繁难的工程，本当由礼部尚书总摄。
然时任礼部尚书周延儒，早在二十年前便被今上外放山东，久不在朝。
南京礼部官员，资历威望皆不足膺此重任。
最终，是入内阁多年的老臣成基命，上书请缨，多方斡旋，生生将这部《仙朝纪事》
总裁编篡之权，揽到了自己与李标手中。
此举背后，自有深意。
约莫十四年前起，朝野间便渐有流言，认为成基命与李标修为长年停滞于胎息三层，未能突破“窍壁置换”之关隘，不当为仙朝新贵。
反观不少官职低于他们的部院郎中、地方知府，甚至新科进士，因天赋或机缘，陆续晋入胎息四层。
朝野隐隐涌动起一股“以修为定高下”的恶意舆论。
成基命宦海浮沉数干载，于风向变换最是敏锐。
他立刻意识到，若不能彰显无可替代的价值，单凭资历与旧日政绩，恐难久居枢要。
于是，他迅即联合同样处境微妙的李标，密谒周皇后，提出全面重修华夏历史，并专为仙朝肇建以来的新事、新法、新人作系统注述。
此议正中周皇后下怀。
而成、李二人久历宦途，学识渊博，熟知朝局秘辛，确是合适人选。
此招果然奏效。
修史乃千秋大业，牵动无数士绅官员的心一谁家祖上没有几个历史留名的人物？
谁愿见自家学派、乡党、或政治派系在青史中被贬低、被忽略、被“重新评价”？
对成、李二人修为停滞有所非议者，投鼠忌器，攻讦之声大减。
成基命继续稳坐内阁。
然权位虽保，焦虑却与日俱增。
仙法初传时，成基命便年过七旬。
而今年近九旬，大限之感更是如影随形。
即便再在内阁多盘桓数载，又能如何？
若无法突破至练气境，延寿百载。
终究不过一抱黄土。
若在崇祯二年前，世间尚无确凿长生之说，成基命尚能以传统士大夫之心境，默念几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从容面对终局。
现在不同了。
仙路真切，灵力在体内流转的感觉实实在在。
只要踏过那道门坎，便能挣脱凡寿，参与亘古未有的仙朝伟业，见证五大国策完成————
长生之望，近在咫尺。
成基命如何甘心撒手，化作史书中一个会被后人匆匆翻过的名字？
是以。
当韩携寻来，成基命几乎没有太多尤豫，便应承下来。
一方面，韩许诺，推动释尊诞生的“护道”之功，可助他们分润【命数】，改易资质，极大增加在冲破关隘的可能；
另一方面，韩安排周详，他们只需稳坐京师，利用职权与信息，在必要时提供奥援、或对某些奏报稍作“延宕”，无需亲赴金陵。
李标更为谨慎，也可以说是多虑。
便如今晚。
本该有数名翰林官员当值协理，却都被李标寻了由头提前遣散。
即便史馆幽室内，唯剩他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