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报在路上跑了八天。
信使在广宁驿站换了最后一次马，把最后一皮囊水灌进喉咙里，翻身上马继续往西南方向狂奔。马蹄踏碎了驿道上的碎石，溅起的泥水打在马腹上，马鼻子喷出的白汽在晨风里拖成两道长长的雾障。他的腋下还紧紧夹着那个蜡封竹筒，竹筒上的蜡油被体温烘得发软，但封口完好无损。
第九天午时，信使冲进了北京城朝阳门。守城的京营兵看见一人双马疾驰而来，马背上的人浑身是土，甲片上结了一层白霜，嗓子已经完全哑了，只能举着令牌朝天晃。令牌是经略府的铜制虎钮令牌，背面刻着一只张牙舞爪的猛虎。守门兵认出了令牌，连忙搬开拒马放行。
信使冲进兵部衙门时，兵部尚书黄嘉善正在值房里批阅各镇发来的军情文书。黄嘉善是山东即墨人，万历初年进士，外放宁夏巡抚多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破抚顺时被廷推为兵部尚书。他从去年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为辽东筹措粮饷，鬓角的白发比一年前多了整整一圈。接到捷报时他正端著一碗已经凉透的茶，茶碗里的茶沫子凝在碗沿上。信使被两个兵部主事架进值房，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双手把竹筒举过头顶。竹筒上还带着他的体温，蜡封被汗水浸得发亮。黄嘉善把茶碗搁在案角，用小刀挑开蜡封，抽出里面的捷报展开。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捷报放在案上又拿起来，反复看了三遍，最后转身对值房外面候着的兵部郎中喊了一声：“备马。去内阁。”
内阁值房在午门内东庑，首辅方从哲正在案前批阅从通政司转来的奏章。方从哲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入阁多年，从万历四十一年起独相至今，已经独自支撑内阁七八个年头。他的须发已经全白了，手腕握笔时微微发颤，但笔迹依旧工整有力。案角的茶盏冒着白汽，他头也没抬，直到黄嘉善把捷报放在他案上，用手指在捷报末尾那行字上重重敲了两下——“斩首两万余级，俘获后金汗王努尔哈赤、大贝勒代善已毙、四贝勒皇太极被擒、镶蓝旗贝勒阿敏投降、正蓝旗贝勒莽古尔泰被擒。后金覆灭。”方从哲搁下笔，把捷报从头到尾看完。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用笔杆在捷报上那行字下面画了一道杠，缓缓开口，声音苍老而疲惫。
“萨尔浒赢了。后金灭了。努尔哈赤——降了。”
黄嘉善站在案前，双手撑在案沿上，呼吸还没从刚才的激动中平复下来。两个人对视了一瞬，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不是欣喜，是震惊，是难以置信，是被一整年的催战文书压出来的惯性思维在一瞬间被撞碎之后留下的空白。“杨镐的儿子——杨昭——赞画参将，随北路军前敌指挥。”方从哲又看了一遍捷报末尾的署名顺序，“杜松、刘綎、马林、李如柏、何宗彦、潘汝桢、杨昭。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
“捷报上说，改四路为两路，是这个杨昭在沙盘推演时提出来的。浑河夺水、萨尔浒火铳三段击、尚间崖环形车阵、界凡山合围、连拔十三寨、围困汗王宫——每一场关键战斗，他都在最前线。”黄嘉善说得很慢，像是在咀嚼每一个字的含义，“杜松在捷报后面附了一封私信，说他亲眼看见杨昭在界凡山绝壁上徒手攀岩砍断后金白纛，在浑河渡口以三十轻骑打垮阿巴泰数百伏兵，在界凡山岩盘上一剑击倒鳌拜。杜松的信里有一句话——‘此子用兵如神，武功盖世，末将生平仅见。’”
方从哲把杜松的私信拿起来看了看，放在捷报旁边。然后他问了三个问题，每一个都直指要害。“首级数量有多少？俘虏里有没有努尔哈赤本人？缴获物资有没有清册？捷报上说斩首两万余级——这两万余级，是实打实的首级，还是包含了从降寨收拢的溃兵？”
“首级分三个战场堆存，每堆前面都立了木牌，标注了斩获地点、时间和验首人姓名。俘获将领里包括了皇太极、莽古尔泰、阿巴泰、鳌拜等人，每人都编了号牌，号牌上的编号和账册编号对应。缴获物资有马林亲笔签字的清册——从战马到弯刀到粮草，每一笔都有经手人画押。”黄嘉善从袖子里抽出马林随捷报附送的后勤账册副本，翻开摊在方从哲面前。账册上用工整的馆阁体密密麻麻写着各项缴获物资的数目，每一笔都有入库日期和经手人签名。
方从哲把账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搁下账册，抬起头看着黄嘉善，说了八个字：“证据确凿。但——”他没把后半句话说出来，但黄嘉善知道他想说什么。朝堂上盯着捷报的，不止是兵部和内阁。都察院的御史们会逐字逐句地挑剔捷报上的措辞，寻找任何一点夸大战功的痕迹。户部会揪著缴获物资的数量质疑为什么不把战利品全部运回北京充公。而最棘手的是——杨昭擅自更改了兵部核准的四路进军方案，虽然打赢了，但程序上仍然是“擅改军令”。在那些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