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昭在围宫的第三天清晨登上了汗王宫正门外一座被火炮削掉屋顶的箭楼残基。晨雾还没散尽，从苏子河方向漫过来的薄雾贴着地面缓缓流淌，把宫墙下密密麻麻的明军帐篷和拒马染成一片模糊的灰蓝色。他单膝蹲在残砖碎瓦之间，手里举著从马林那儿借来的单筒望远镜，镜筒缓缓扫过宫墙上的每一个垛口。
宫墙上的守军比三天前又少了一批。垛口后面蹲著的弓手稀稀拉拉，每隔十几步才有一个戴铁盔的轮廓。有人在往垛口上搬石块，动作迟缓得像在泥浆里趟水——不是懒，是饿的。宫里的粮仓在围宫第一天就被明军火箭点着了，烧了整整一夜，火光把半个赫图阿拉的天空映成橘红色。从那以后守军每天只能分到半碗炒面，用凉水搅成糊糊灌下去。战马已经杀了一半，马肉切成薄片在火堆上烤，烤出来的不是肉香，是一股酸溜溜的馊味——天暖了，肉放不住，头天宰的马第二天就开始发黏。宫墙下堆著的马骨头已经垒成了一道齐膝高的白骨矮墙，骨头上还残留着烤焦的筋膜，几条从外城溜进来的瘦狗蹲在骨头堆旁边舔著骨头缝里早已干涸的骨髓，舔了半天什么也没舔出来，悻悻地用尾巴拍打着地面。
杨昭放下望远镜，从怀里掏出那张叠旧的作战图，用炭笔在汗王宫的位置上画了个圈。这张图已经反复修改过多次，纸面起了毛边，折痕处磨出了窟窿，但上面每一笔标注都还清清楚楚。他的手指沿着宫墙南侧画了一道弧线，弧线旁边注了一行小字：宫井引水暗渠，第五日见底。然后他把图叠好塞回怀里，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碎砖灰，对身后的赵大彪说：“传令各营收拢降兵家属。从苏子河畔十八寨和辉发部那边挑人，要直系亲属——父母、妻儿、兄弟。告诉他们，愿意去宫墙前面劝降的，战后按攻城辅队的标准记功发粮。每寨出一户劝降家属，该寨口粮配额增加半成。”
赵大彪应了一声转身就走。他跑出去几步又折回来，在箭楼底下仰头问：“少将军，劝降书已经射了好几轮进去了，宫墙上还是没人敢第一个扔刀。再加劝降家属，能管用吗？”
“劝降书是给识字的人看的。”杨昭从箭楼残基上走下来，靴底踩碎了几片被炮火熏黑的瓦当，碎瓦喳喳作响，“那些不识字的、一辈子没摸过纸笔的白甲老兵，他们不认字，只认人。劝降书上写‘既往不咎’，在他们眼里就是四个不认识的字。但如果他们的亲娘站在宫墙底下喊他们的名字，他们会往下看。如果他们看见投降的人活着，活得比守宫的人好——有粮吃，有水喝，有郎中给裹伤——他们的刀就会变沉。人的眼睛是最笨的，只信亲眼看见的东西。”他顿了一下，把长剑从腰间解下来挂在马鞍侧最顺手的位置，“去办。”
午后，第一批降兵家属被赵大彪从苏子河畔带到了汗王宫正门外。这些人从各降寨步行而来，路上走了大半天，靴底沾满了泥浆和草屑。来的人里有白发苍苍的老妪，拄著被手掌磨得发亮的木杖，走一步杖头就在碎石地上戳出一个浅坑；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妇人，孩子裹在明军发下来的新棉被里，小脸被冷风吹得红扑扑的；还有瘸了一条腿的老猎户，用一根削尖的松木棍当拐杖，每走一步都咬一下牙关，但眼睛里有一种不怕死的硬气。这些人被赵大彪按寨子分好组，每组人面前站一个明军通译。杨昭让马林从辎重队里调了一批新烙的杂粮蒸饼，每个劝降家属发两张，让他们自己先吃饱——不是做样子，是真让他们吃饱。一个辉发部的老妪接过蒸饼时手都在抖，她这辈子都没吃过明军的军粮，咬了一口眼泪就滚下来了，饼渣掉在衣襟上又被她小心地捡起来塞回嘴里。
第一个走到宫墙下的是那个辉发部的老妪。她拄著木杖颤巍巍地走到距宫墙二十步处，明军通译跟在她身后半步，随时准备扶她。她没有让通译替她喊，自己仰起头，用嘶哑的老嗓朝宫墙上喊了一个名字。她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宫墙下传得很远。宫墙上一个镶蓝旗老兵手里的弯刀哐当掉在地上，刀刃磕在垛口石上溅起一溜火星。他趴在垛口上往下看，脸上那道从额角拉到下巴的旧刀疤在午后的阳光里涨得通红，嘴唇翕动了半天，终于发出了一声压抑不住的呜咽：“额娘——”
老妪没有哭。她把手里的蒸饼举过头顶，用满语一字一顿地说：“儿啊，娘在下面吃的是白面蒸饼。你在上面吃什么？”那老兵低头看了看脚边那碗还没喝完的马骨汤——汤面上漂著几颗油花，汤底沉着煮烂的草根和树皮屑。他把碗踢翻，站起来把弯刀从垛口上扔了下去。弯刀在空中翻了几圈，哐当一声砸在碎石地上。他扔完刀对身边的同伴吼了一句：“俺娘在下面！俺娘吃的是白面蒸饼！”吼完之后他翻过垛口直接从墙上跳下来，落在碎石堆里打了个滚，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向宫门外的明军拒马。赵大彪带人把他接住，收缴了他的腰牌，登记姓名和所属牛录，然后递给他一张盖了经略府朱印的粮食凭单，让他去降兵安置营领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