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画著。半晌，他开了口：“按户部核定的标准，每人日耗粮一斤半，两万五千人就是三万七千五百斤。运粮车一辆载八石——算五百斤——要七十五辆。但路上要吃掉一部分，还要算损耗——大概要一百二十辆。”
“一百二十辆，在平地上勉强够。但萨尔浒山道最窄的地方，一辆车都过不去，只能换成驮马。”杨昭说，“驮马一匹驮粮三斗——二十斤。两万五千人的口粮，一天至少需要两千匹驮马。马总兵，您现在手里有多少？”
马林沉默了。
“八百匹。”他终于承认，声音发涩。
“那剩下的缺口，您打算怎么办？”
“分批次运输。一批运到，返回再接第二批。”马林说得很快，像是在背一份早就准备好的说辞。但说完了，又自己放慢了语速，“但这样运输周期拉长——前线等不了。”
“前线能等三天。”杨昭接上他的话，“牛毛寨到萨尔浒是一百二十里，杜总兵的北路军可以在三天内抵达预定位置。三天之后，如果粮草跟不上——”
“就不用跟了。”马林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他的反应比杨昭预期的要快。这老头子不笨，相反，他比绝大多数明军将领都更清楚后勤的底细。他只是从来不愿意自己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就意味着他得为一个他不愿意担的责任负责。
杨昭没给他留退路：“后勤不解决，四路方案就是给后金送人头。但如果换成两路——南路军拖住努尔哈赤，北路军从侧翼插进去，粮道缩短一半。宣府兵可以停在萨尔浒山口做中转站，从辽阳到前线的运输距离缩短到一百五十里。按您现有的八百匹驮马，够。”
马林抬起头来，看着杨昭。那张干瘦的脸上，每一条皱纹都刻着审慎。他看了很久，久到校场上操练的士兵已经喊完了三遍号子，久到早上的日头从山后完全升了起来，把他俩的影子拉成了狭长的两条。
然后他忽然站了起来，转身走进旁边存放账册的帐篷里。不多时，他拿出两本发黄的旧账本，搁在杨昭面前。
“拿你刚才说的话，把这两本账给我重算一遍。”
杨昭翻开账本。第一本是万历四十六年冬天抚顺之战的粮草记录，第二本是万历四十七年一月李如柏东路军的后勤调配表。字迹密密麻麻，全部用苏州码子书写，没有标点，没有分段，每项开支都只记了一行。一般人看这样的账本，光是辨认笔迹就要花上半天。
但杨昭不是一般人。国防大学战略后勤学是他博士后期间的主攻方向之一，他在联合参谋部挂职期间，曾经花了整整四个月复盘明代九边粮饷体系，把明朝北方防线的每一石粮食从产地到前线仓库的流转路线全部画成了流程图。
所以他知道马林在考他。不是考他会不会算账——是考他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从账册里找出有用的信息，然后做出判断。这是参谋的基本功，在明军里叫“赞画”，在几百年后叫“情报分析”。
他翻开第一本账，从头到尾只扫了三遍。
“抚顺之战，张承胤总兵所部行至抚顺关时，随军所携粮草已经消耗过半，回程无粮，被迫就地征粮。后金趁明军分兵征粮之际发动突袭，张总兵殉国。粮草调度失误是主要原因——补给点设在沈阳，距离抚顺一百二十里，按照正常的运输速度，沈阳到抚顺两日可到，但沈阳粮仓的储备不足，先运辽东本镇兵，再运援辽客兵，张总兵等了五天。五天，够努尔哈赤把伏兵布到每一个路口。”
马林的眉头跳了一下，没打断。
杨昭翻开第二本账。
“今年一月东路军的粮草调配也有类似的问题。辽阳仓存粮三十万石，但发放顺序是：本地辽东兵优先，其次是宣府客兵，最后才是川军和浙兵。李总兵的东路军有三分之一是客兵，等他们领到粮草的时候，比预定时间晚了七天。”他合上账本，“两本账，看似是两个问题——抚顺输在补给点距离，东路军输在发放顺序。但根子是一个：四路大军，粮草调度全靠辽阳一个总仓，配给方法是拍脑袋决定优先顺序，没有任何机动保障。再牛的将领，碰上一个不靠谱的后勤，照样翻车。”
马林沉默了很长时间。炭火在盆里哔剥作响，远处校场上传来士兵操练的号子声。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著，节奏从缓慢一点一点变快，像是在打什么节拍。忽然他站起来，走到旁边一个帐篷里，抱出一个沉重的木箱。打开，里面全是账本——不是两本，是几十本。摞起来有小腿高，纸页边角已经泛黄卷边，但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按年份和项目分类整理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