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有位晋国贵族韩宣子访问鲁国，参观太史官收藏的典 籍，发现其中就有《易象》（应当是《易经》和《象传》的合称）。 韩宣子因此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 以王也！”这是周公写作《象传》的间接证据。6但另一方面，这 一记载也说明，尽管《易象》保存在鲁国朝廷，但并不太普及，哪 怕是晋国执政的高级贵族也只是首次见到。
到春秋中后期，已经开始有使用《易经》占算的史料记录，而且 还有了其他的卦爻辞版本。比如，有的爻辞里就出现了“千乘” 一词， 7意思是一千辆战车，但在文王的时代，即便商王朝也是很难集中起 一千辆战车的，这只能是春秋时期创造的词。
文王《易经》的内容本就很晦涩，所以春秋时期的贵族用它占算时， 大都已经不知道或者说不再关注它的本意。其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 《易经》中的“贞”字，它的本意是甲骨卜辞中的“占”，但春秋时人 却已经将其误解为“贞正”“贞操”之意了 ： “随，元亨，利贞……弃 位而姣，不可谓贞。”（《左传?襄公九年》）
那么，春秋时期的贵族会忘记《易经》中的文王事迹吗？这是个 令人疑惑的问题，毕竟，这些贵族多是文王和周公的后裔。后世可以 拿来比较的是，明初洪洞大槐树和南京珠矶巷移民的后人也可能已经 不记得先祖当年的具体生活经历，保留至今的多是族谱文本中有记载 的内容。
如前所述，春秋时期有少许恢复人祭行为的个案，这说明五百年 前的风俗记忆仍可以潜流传承。是不是《易经》也造成了某种暗黑记 忆的保存？这背后藏着太多我们无法破解的谜团。
孔子破解周公
鲁国执政者季平子用莒人俘虏献祭的那一年，孔子二十岁，正在
季平子的采邑里从事基层小吏工作，所以，这次人祭在曲阜造成的恐 怖传闻，肯定会对孔子有所影响。
孔子虽是鲁国人，但他的先祖出自宋国国君家族，所以他是商人 后裔。而当孔子从事文献整理与学术工作后，他的身份自然会让他对 商周之际的历史产生很大兴趣。
在《论语》和《礼记》里，孔子经常比较殷、周乃至夏三代的文 化制度异同，类似什么“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等。（《礼记?明堂位》） 当然，这些比较的结果自然是，商周制度大同小异。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 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孔子还说：“周监（鉴）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侑》）这都和周公奠定的官方历史论调完全相同。
但是，前述孔子关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 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的描述，却 又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绝无仅有的，不仅不符合周朝官方的政治正确， 而且孔子的信息来源也是个谜。
我们至少知道的是，在孔子的春秋时代，上述“殷人”的特征早 已经消失。宋国是商王族的继承者，但宋国上层已被周人完全同化， 有时固然争强好胜，但主要还是为面子，或者说是周人文化里的“贵 族精神”，绝对不是为了利益的“胜而无耻，
以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宋襄公为例，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和楚国的 “泓之战”。宋襄公风格甚高，不肯攻击正在渡河及未成列的楚国军队， 结果惨败，受伤而死，而且死前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阐述道义是 战争的首要原则：“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可见，宋襄公 绝对不是“无耻”，而是耻感过分发达。至于崇拜鬼神的程度，宋国 人也不比春秋列国更严重。
但前述孔子关于商周文化之别的评价显示，即便是在周公五百年 之后，应该也还存在着碎片化的关于商朝的真实历史记忆。考虑到孔 子是专职搜集历史文献的学者，待他收集起足够多的关于商朝的碎片 化知识后，是有可能逐渐拼合出一些“非官方”版本的真实历史的。
其实，这在《论语》里有些迹象。
在周公版的历史中，商人从没有过残忍的人祭宗教，商朝的灭亡 只是因为纣王-帝辛个人的道德堕落，但孔子的学生子贡却试图为纣 王“翻案”：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 归焉。（《论语?子张》）
大意是说，纣王的恶行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过分，这就像是一个地 方被当成了垃圾场，人们就专门往那里丢垃圾，纣王的形象也是被这 样堆积出来的。
在《论语》中，这段话是和子贡为晚年孔子辩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