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阶段已经有了陶盂和陶瓢。到二里头一期，则出现了最早的 陶爵，高约20厘米，三条短足，一只宽带状的耳（扳手），口部向两 端外翘，形成“流”和“尾”，腹部和耳上有带状纹饰。
爵的造型繁复，且颇为沉重，用它的“流”对着嘴饮用并不舒适。 后世人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使用，有人猜测它是调酒的器具。
还有上大下小、呈喇叭口状的陶辄，它的具体用途也很难判断。 也许张大的口部有“醒酒”作用。无论如何，这些复杂、成套的酒具 代表着隆重的仪式感，说明酒不仅是饮料，还是社交礼仪活动的重要 内容。
到二里头后期，青铜铸造技术突飞猛进，随葬品中出现了多件铸 铜的爵、孟、肇、鼎，主要是用作酒器，造型模仿陶器，用于彰显主 人尊贵的身份，可以称为“铜礼器”。
比起之前的小刀、铜铃之类的小件，铜礼器体型变大（一般高
新磬出土的陶蚕和陶觎：陶孟有三只袋足，适合烧煮加热，但细小的“壶嘴”显然 不适合煮粥，如果只为烧开水，它的复杂造型又有点多余，所以有学者推测它是用 来温酒的，酒才当得起如此重视
二里头一期出土的爵（左）和觎，出自M54 ：在流行上千年之后，酒爵逐渐退场， 但它被引申出了 “爵位”之意，代表世袭的高贵身份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有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 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除一件鼎外，主要为 仿造陶器制作而成的酒器。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由多块内、外 范拼合铸出整器，显示出原创性与独特性。这种合范铸造技术的出现在中国金属冶 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26
20厘米以上），造型复杂，需要多块陶范拼接铸造。基本都没有纹饰， 器壁很薄，厚度只有1—2毫米，可见当时铜料很珍贵，即使统治者 也承担不起厚重的铜器。
在三四期阶段，还出现了全新的铜兵器，如铜钺和铜戈。铜钺的 造型可能是从玉石钺来的，但铜戈比较特殊，此前很少有类似戈的石 器，属于古代中国比较独特的兵器。
中国的铜蕴藏量不太丰富，铜器成本较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 对二里头普通民众来说，使用最多的还是石器和骨器。石器可能是在 洛河中采集砾石敲打制造的。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 的农具还是石器。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 及的战国。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 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 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 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 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青铜催生文明
“文明”是人类学和上古史学者经常讨论的课题。石器时代的各 种人群现象被称为“文化”，但它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要是人制造 的物品和遗迹都是“文化”，旧石器时代也是文化。中国的新石器文 化主要以陶器工艺和造型分类，因为陶器制造量大，在遗址中最常见 （多是碎裂的陶片，但有些可以拼合），造型特征也最明显。不同地域 的人群使用的陶器不同，由此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即便同一个 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陶器特征也会进化，由此还可以细分出时段。 所以中国的考古学者最重视陶器形制研究。此外，不同文化中的玉器、 石器、建筑和墓葬也会各有特点。
比起文化，文明则要高端得多。它标志着人类告别原始状态，和 动物界的距离也更远了，进入可以加速发展、与现代社会一脉相承的 轨道之中。当然,进入文明时代后，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分类仍然存在， 因为它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 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按这种标准，商代晚期的殷商阶段属于文明， 因为有可以释读的甲骨文；后来也发现过早商阶段的甲骨文材料，但 极为稀少。总体来说，商代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争议不大。
但商代之前的夏-二里头，缺少文字要素；再早的新石器末期古 国，如石御、陶寺和良渚等，有万人聚居的大型聚落及明显的阶级分 层和宏大建筑，却没有或极少有铜器。这些都不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更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 者叫“复杂社会”，就可以称之为“文明”。它的原理是，大量人群 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 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