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就是“太平世”：社会消除贫富分化、人人物质上均匀；政治秩序按照道德高低上下排序；最高统治者是德位合一的王者，统治阶层是以身作则、践行仁义的君子，被统治阶层是懵懂无知、遵循礼节的小人——小人不是坏人，而是没有达到君子的人。
在王制里，“质”的层面是社会、民生、财富上的平等，“文”的层面就是礼乐制度，“王者”既是天下的君主，还是道德的圣人、君子的典范，不依靠暴力而是通过礼乐垂拱而治，德泽天下。
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可见，王制是儒家政治的终点，是儒家版本的“历史的终结”；改制则是儒家政治的起点。因此，早在王莽掌权之前，改制的呼声和探索已在汉廷里发轫。
“质”的方面，比如为了限制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分化，改变奴婢的人身依附造成的不平等，董仲舒早就向汉武帝发出过“富者 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 29 的感叹，还建议说即使井田制难以施行，那也得出台一些限制占田、释放奴婢的政策，当然汉武帝是不会听的。
比如西汉儒家认为，商业资本肆虐，商人太过富有，农民过于贫困的罪魁祸首是货币。汉元帝时贡禹就说，“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 30 ，建议废除货币，改成以物易物；汉成帝时期有人建议，即使不能废除货币，也要用上古的龟壳、贝壳来充当，而不应铸钱，铸钱是贫困的根源。
“文”的方面，比如建立明堂、辟雍，早在汉武帝初年就被赵绾、王臧提出来了；比如更改官名、按照儒经重新确定九州边界，其发端是汉成帝时期何武推行的“三公制”官制改革；比如宗庙、祭祀制度的改革，从文景时期就被提出，在元、成、哀时期成为儒家改制的重头戏……
按照历史逻辑，王制的实现当然要靠王者的自我奋斗，但是也得考虑历史的进程，要先取得消除贫富分化、人人安居乐业、政治井然有序等“质”的基础，才能启动“制礼作乐”，从而创制“文”的理想境界。
孔子早就说过：绘事后素。
但显而易见，比较而言，“质”的目标太过理想化，也很激进，其实是难以达到的，仅仅消除贫富分化这一点，就几乎是人类各大文明永恒的主题。倒是“文”的改制，看起来比较容易。
所以无论是踌躇满志的王莽，还是有心推动改制的刘歆、桓谭，都会不约而同地先把“文”的制度设计进行下去。像明堂、辟雍、封禅、巡狩、宗庙、祭祀等一系列制礼作乐的“公共议题”，实际上已经启动，有些甚至完成得差不多了。以往儒家常常为怎么建立明堂、怎么建立宗庙而争论，在《周礼》《左传》等新的古文学出来以后，也有明确标准和具体做法了。
他们可能还认为，先确立礼乐制度，社会民生才能越来越好。
于是，从王莽第二次出任大司马到他登基之间的日子里，刘歆等人在制礼作乐上帮了他大忙：
封周公的后代为褒鲁侯，封孔子的后代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重订车服、婚丧嫁娶、学校教育的礼仪，特别是刘歆为王莽嫁女设计的婚礼成为天子礼的典范；汉廷争论了三十多年的祭祀制度也在这期间得以确定，明堂、辟雍、灵台等儒家的神圣建筑纷纷开始修建；还有更定官名，重划九州，考定音律，作《三统历谱》，等等，这些“制礼作乐”的事情，背后都有刘歆等人的影子。
刘歆更为王莽议九锡之礼，加宰衡之号，立居摄之仪，直至为王莽制定最特殊的“摄皇帝为母服丧”礼等专属王莽的礼仪，可以说没有刘歆，王莽的进阶之路不会如此顺利。
当然，刘歆也终于能一吐哀帝时的怨气，光明正大地征召天下通经特别是治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以及其他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学术的人来到长安，前后有千余人，大有网罗天下学术的气魄，与几年前十四博士千方百计阻挠他将古文学立在学官的狭隘做法迥异。
这一番努力换来的，是刘歆被封为红休侯。
桓谭也愿意出力，他为王莽建立明堂、辟雍出谋划策 31 ，又被提拔为司空掾，参谋治河事宜。这些倒不算什么，翟义起兵之时，天下震动，连刘歆都被拜为扬武将军，率兵屯在宛城，一时军令如飞，剑拔弩张。
王莽作了《大诰》，抱着刘婴，向朝野极力辩解将来一定会返政给刘婴。为了让长安以外的郡国知道他的承诺，王莽令桓谭担任谏大夫，与其他人持《大诰》颁行天下。
这个任务有一定危险，假如翟义起兵得到四方响应，那么桓谭等人的脑袋就得被挂在城门上了。
桓谭不辱使命，在一片兵荒马乱里，向各地官民解释了王莽的承诺，稳定了民心，避免了翟义起兵引发连锁反应。待到桓谭返回长安，翟义的起兵已告平息，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这个爵位相当于汉朝的“关内侯”，没有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