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后来王莽实施王田制的先河，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汉哀帝意欲有所作为，在老师师丹的帮助下，主动限制土地兼并；一种是王莽在去职之前已经有了计划，被免之后，凭着与师丹关系不错，继续予以推进。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了一点，就是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贫富分化已经是朝野特别是儒家各派的共识。
说回刘歆。王莽被免职后，刘歆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但他并不气馁。恰好此时，博士左咸等人上书，提出新皇帝即位，按照元、成时期确定的宗庙迭毁制度，汉武帝对汉哀帝来说已经超出了五代，亲缘已尽，因此应废毁汉武帝的世宗庙。
“毁庙”不是破坏，而是不再祭祀的意思。
这条建议确实合乎儒家礼仪，也符合元、成二帝确立的制度，但实际上隐藏着儒家的一个态度：要否定汉武帝。
自从汉宣帝时期夏侯胜力争不要给汉武帝立庙以来，儒家内部对汉武帝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他穷兵黩武，不爱惜民力，杀戮过甚。汉宣帝为了巩固帝位，刻意抬高汉武帝，令儒家有所不满。因此，废毁世宗庙是儒家要抓住新皇帝即位的契机，否定汉武帝的一次行动。
但汉哀帝恰恰要以汉武帝、汉宣帝为榜样来巩固皇权，并不愿意废毁，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时，刘歆站了出来，他综合使用今文经学和《左传》里的经义，凭借深厚的儒学素养，反驳了左咸的观点，强调汉武帝的功德空前绝后，因此有资格保留宗庙。
汉哀帝很高兴，同意刘歆的建议保留世宗庙，对刘歆的信任也加深了。
但刘歆也就得罪了儒生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后世，儒家对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始终保持警惕。刘歆对汉武帝的维护，一定程度上确与儒学的基本主张不符，连汉武帝这样的君主都歌颂，儒家还怎么讲仁政？西汉许多皇帝如汉景帝都没有资格拥有庙号，而东汉的皇帝无论多差劲都能有庙号，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刘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现在刘歆要做的就是维护皇帝，争取皇帝的支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改革经学体制，把古文学抬到学官。
拐过年来是汉哀帝建平元年，这是汉哀帝的第一个年号。
刘歆很知趣地把名字改了，他要避哀帝名字刘欣的讳，改成什么好呢？
改成了刘秀。
据说，刘歆在改名时已经见到纬书《赤伏符》里的那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这句话是说一个叫刘秀的人将会在乱世中成就伟业。所以，有人猜测刘歆正是根据这个谶言才改名为刘秀，也就是说他包藏了称帝的野心。
不过这个猜测证据不足，刘歆是宗室旁支，论继承权他毫无可能得到，此时他颇受汉哀帝的宠信，哀帝又春秋正富，因此刘歆不可能有这种妄想。刘秀这个名字很普通，比如另一个刘秀恰好就在这一年出生，为了避免混淆，我们仍然称他为刘歆。
刘歆去见汉哀帝，恳请将《左传》和毛诗、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皇帝倒是不反对，就问经学博士们支持不支持，建议公开辩论一下。对皇帝来说，新立学官可以“广开道术” ，不是坏事，当年汉武帝建五经博士，汉宣帝开石渠会议，目的都是扩大进学渠道以招揽人才，不纯粹是支持儒家；但对博士们来说，刘歆的建议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众博士们“皆不对 ”，不是默认，也不反对，而是不表态，冷处理。
自古以来凡是冲破旧制度，发动大论辩以“解放思想”是前提。博士们不搭理刘歆，也就不给刘歆据理力争的舞台，这比下场博弈要安全和有效得多。
见博士们一声不吭，刘歆也不好催皇帝，只好去求丞相孔光。孔光是匡衡、张禹的继承者，当世儒宗，他对经学的现状比较满意：学官的十四博士，每一家传承都很清晰，主张也很明确，现任的博士们要么是前任的学生，要么是子侄，他们的地位是传承下来的；古文学没有清晰的传承，凭什么要立为学官？谁都知道，立了学官，就可以自成门派，创造出巨大的利益，凭什么刘歆一跃就能与积累数代的博士们并驾齐驱。
何况刘歆还力争保留汉武帝世宗庙，与众儒实属殊途。
孔光不同意。
刘歆慢慢发现，这件事难办得很，他琢磨，既然博士们想低调处理，那就偏要主动出击，偏把事情搞大。
房凤、王龚见此，决定帮刘歆一把。
刘歆领衔执笔，房凤、王龚同署，三人向朝野抛出一篇名震千古的雄文：《让太常博士书》。
这个题目是后人加的，意思就是：批判太常博士的公开信。
在公开信里，刘歆等人讲了三点：
第一，别看你们现在“学科建设”蔚为大观，但在汉初，经历了秦火和楚汉战争，书缺简脱，连一篇《秦誓》都需要众多博士集体研读才勉强弄懂。因此，从源头看，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