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来自中央党校的何教授讲得神采飞扬，台下的陈建业边录音，一边还在笔记本上，随手记录着自己的感想和领悟，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陈建业在西南某市的党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些年他感觉压力最大的，就如如何在数字化的新时代，理解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演变逻辑和趋势。很多人是不关心这个的，反正中央说了怎么做，他们跟随就是了。但总有陈建业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要搞懂背后的逻辑，要用自己的理性、知识和思考，来确证中央的决策思路是正确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径是合理的，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作为GC党员和GC主义者的本分和职责。
何教授今天讲的，对于多数人是比较“偏”的内容，而对于陈建业这样理论功底深厚的同志，也是他思维上的盲点，所以他听得非常仔细。
何教授先向台下的听众们（包括陈建业这样的党务人员和一些青年干部党员）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注意到国家这些年的理论阐述中，更多地使用了列宁的很多理论？这背后包含了中央领导全球社会主义体系前进的什么逻辑？
这个问题引发了陈建业等人的极大兴趣，因为这是过去他们并没有关注、被他们忽略的事实，因为应用列宁理论再多，也不会超过对主席和领袖两人理论的引用，难怪被他们忽略了。
何教授的解释是：这首先是世界革命的实际需要，例如对亚俄和中亚，他们最熟悉和最能让他们的党员和同志信服的，当然就是列宁同志。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大量的俄罗斯人以及中亚民族的同志，中国对于他们，总是“熟悉的陌生人”，主席和领袖两人的理论，在他们中间普及的程度和引起的共鸣，当然不如列宁同志。
从中央的角度看，列宁与主席和领袖理论，是高度共鸣和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甚至远远超过了斯大林与列宁理论之间的一致性。所以列宁理论，完全可以是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GC党员思想融合的“润滑剂”和“黏合剂”。
列宁的思想，由于其与斯大林革命阶段的不同，天然地倾向于“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那个时代最有号召力，也成为列宁理论的核心诉求。到了斯大林时代，民族和沙文主义的色彩加强了，更强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对于国际革命的考虑和支持，更多地从是否有利于前苏联的本身利益出发。本来作为世界革命发动机和领导机构的第三GC国际，逐步变成了代表前苏联利益、而不是全体社会主义信仰者利益的机构。
在列宁理论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真诚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例如列宁和党在1913年左右，坚决地反对沙俄企图让外蒙从中国独立的企图，列宁也确实想要解除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其它国家强制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不过列宁答应归还国土之类的，大致属于当时国人的天真梦呓。
后世大多数的史家，把列宁他们这段主张的过程，完全归结于当时前苏联“立足未稳”，所以“结好四邻”的权宜之计。等到列宁去世，斯大林当权，原来的临时策略全部被推翻，斯大林坚决地推进了外蒙独立，并且力图保持那些苏联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例如中东路等。说白了，苏联放弃的不平等条约，例如放弃在中国的俄租界，那不过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继续沙俄的做法，利益太小，反而彻底坏了自己名声而已。
何教授认为，这种说法肯定不是全错，但也不是全对。因为列宁当时的主张不能认为是权宜之计，他设想的革命道路，本来就不限于俄国，而是全欧洲，最好再带上中国这样的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然是世界革命，必须对全球的革命者都保持公平和平和等，所以帝国主义侵略之类的，他们当然要坚决反对。
到了斯大林时代，理想主义消逝，斯大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让苏联这个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活下来并发展壮大，他的革命策略转化为：为苏联谋取一切的利益，所谓的世界革命，成为牵制资本主义力量、为苏联创造发展环境的手段，而不再是革命的目的。一国要单独建成社会主义嘛，哪怕掠夺别国的利益也是可以的，只要这个别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盟国。其实到了后来，对于东欧的社会主义盟国，同样要掠夺，这就过线了。
理解了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前苏联上层建筑的革命思想演变，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央这些年强调列宁的相关理论思想，关键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已经走过了自己特色的“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历史螺旋上升，又到了强调世界革命，发动全球底层民众的时代，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有其合理性和影响力。第二则是亚俄和中亚，在其最初发展中国模式的20年左右，与其用中国两位领袖的理论，来说服他们的党员干部，还不如直接用列宁的理论，更能够深入人心。
何教授的这段话让陈建业恍然大悟，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何教授的这个说法：前苏联在第二个阶段，即强调本国利益，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广义的“斯大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