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疫点管控和减少人群聚集方面，也不是西方能比的，中国政府一声令下，全国的各种人群聚集，就可以完全控制。
只有有效救治方面，西方或许可以追上中国的一点尾巴。中国现在的病床率大约是每千人12.5张，其中ICU病床大约占5成，虽然领先于西方，但也不是说高到了天上去。不过中国能够对所有重症病人，提供医保内廉价的治疗，这一点就没有西方国家可以做到了。
西方能够学习的，无非是在海关入境、货物落地等方面的严格审查，这在西方国家已经算是很困难了，再进一步，确实做不到。
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还做不到像中国一样，毕竟他们没有中国本土那么高的智能手机和大数据系统普及率，以及整体的医疗科技水平。不过中国紧急为他们定做了基于电脑管理的系统，通过动员军队和国卫部队，以及民兵系统，他们同样可以对人员流动，实现全面的严格管控，这同样使得病毒在这些国家，难以形成大流行的趋势。
所有的国家都向中国提出了药物援助的请求，包括美国。但中国也没办法，现有不断扩大中的“银翘清瘟胶囊”的生产能力，满足国内都还不够，等到国内满足了，接下来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再次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拥有优势医护资源的西方各国，当然只能排到最后。
美国和西方各国，愤愤不平地说中国这是“药物歧视的种族主义”，但此时的中国，哪里会在意他们的吠鸣？不先拯救自己人，反而先去拯救敌国的民众，当中国人是傻子吗？
西元1996年，是一个悲伤的年份，因为疫情虽然从1995年的12月开始，但主要发作的时间，还是在西元1996年的1月到5月。这其实超出了澳日科学家最早的预计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关键是这个病毒在大流行的过程中，变异了一波，导致了大流行时间的延长。
幸好，这个病毒最终还是没有像原时空的新冠病毒那样难缠，新冠病毒不断变异，连续3年都还看不到尽头。这种1996澳日病毒的底子，终究是一种禽流感，既然是流感，病毒的存活时间，就是有限的。
等到5月过后，全球各国惊奇地发现，这种澳日病毒不见了踪影，不由感叹5月是人类的“大奇迹月”，这种病毒的消失，导致了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伊斯兰教，都有不少信徒变得更虔诚，虽然在科学家们看来，这简直是鬼扯，与神灵有毛的关系，流感病毒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担心的是，第二年这种病毒还会不会卷土重来。
虽然大流行期只有几个月，但造成的后果，简直是满目疮痍、触目惊心。全球死亡的人数，大约达到了6千万人，单单在美国，就有1200多万人死亡。澳洲更是死亡了超过40万人，达到了人口的20%！但这也没办法，每一个澳洲人几乎都感染了，有的还感染了两次，第一次感染似乎并不足以在体内生成足够的抗体。
这使得澳洲再一次沉沦，“魔鬼眷顾的国度”，变成了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新标签，几乎再有没有人，愿意移民澳大利亚。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员死伤是轻微的，即使是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因为在新时空，不仅是国家体制的严密程度完全不一样，这些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往来，也是有限的，在疫情下更是几乎完全切断。
这是新时空社会主义体系的优势，没有像原时空的经济全球化，新时空的社会主义体系对比资本主义体系，大致像是两个不同大小的太阳系，大的太阳系自然是中国体系，以中国为核心，其它的国家围绕着它旋转；小的太阳系则是西方体系，以美国为核心，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致是围绕着它旋转，不过欧盟一直想搞成双星系统。
两个太阳系之间，虽然有着“星际航线”进行物资产品交流，但毕竟是两个独立而暗地敌对的不同体系，彼此的往来，相对于原时空，密切程度还是完全不可比的。
欧俄的死亡人数也不少，超过了200万。这还是在亚俄请求下，中国将欧俄列为发展中国家药物供应次序首位国家的结果，仅次于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虽然提供了大量药物，但欧俄此时在叶利钦管理下，非常混乱，仍然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甚至中国提供的药物，有部分被走私到西方，变成了一些人发财的新模式。
疫情后美国复盘的时候，克林顿才证实了不好的事情——在这种病毒的肆虐下，最倒霉的是主要感染者，都是25-35岁的中青年！六十五岁以下的人，占了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死者不是直接死于病毒，而是他们自身免疫系统反应的结果，被称为细胞因子的蛋白质免疫反应，如果过度反应，就会造成有害的结果，损伤肺和其他的器官，这就是细胞因子风暴。
因为这一次的流感病毒是特殊变异的，使得人身上的免疫系统大开杀戒，导致几乎是越年轻，就越容易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