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的一天，李思华视察中央党校。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党校校长李洛，陪同李思华视察。李洛从新加坡直辖市委书记的职务上卸任后，到中央任职，现在已经是“第二代”中明显的几个领导人物之一。
在接待她们的党校人员中，李思华一眼就看到了毛安应，她微笑了起来。毛安应现在是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院长，已经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大家之一，算得上中国研究主席思想和李思华思想的权威。主席对于毛安应选择的革命理论研究的人生事业道路，也是很满意的。
在听取了党校的工作汇报，然后李思华做出了相应指示后，座谈会的话题转向了国内国际的GC主义理论和思想动态和趋势。
毛安应的胆子比较大，他向李思华问道：“总书记，现在国际上，西方的理论家，以及一些其它国家的理论家，攻击我党是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我国是社会帝国主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些人开始揪心起来，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敏感了？
李思华却无所谓，她微笑着问毛安应：“那你认为民布的定义是什么？”
毛安应沉吟了一下，说道：“民布这个概念，起源于德国和俄罗斯当年的一些人。比较公认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左派”GC党人劳芬堡、沃尔弗海姆、亨利希等人提出的，主张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他们的主张看，所谓民布，民族主义是根本，包括资本主义者也可以被吸收，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则是实现民族内部解放和民族前进的方式。”
李思华点点头，说道：“所以民布这个词，其实与现在国际上的社会主义一样，是多元化的，我不反对概括我们的革命路线，用民布这个词，但我们的民布与德国人最初设想的民布，是完全的两码事，这个词被他们滥用了。”
“任何革命，都必须以民族主义为基石。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做基石，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无法成就苏联和中国，更无法在许多反帝反殖反霸的国家及民族获得发展。”
“西方和苏联太多的理论家，都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他们把民族主义看成是右派，而GC主义的国际革命派，才是左派，仿佛非此即彼。这是完全教条主义的划分，是象牙塔里的空洞想象，根本不适合现实世界。”
“不能否认，我党初期的民族主义色彩更鲜明，因为大多数人革命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他们选择实现初心的革命道路。我党的历史，就是先民族主义，后GC主义，这是历史证明了的正确的道路。”
“我党的路线简单地总结，就是先进行民族主义色彩更强烈的国内革命，解放本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为了争取民族利益，包括统一东南亚和外东北、外蒙古等地，与英国、苏联都发生了激烈的领土争夺，我们的意图很清晰，我们的版图就是我们当时的力量，可以达到的边境。”
“为什么呢？因为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手段，而不是革命的最后目标。我们革命的最后目标当然是GC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让民族国家强大，而GC主义的实现，让民族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长期而言，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们的民布，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石，仍然以世界革命实现GC主义为目标。但从现实出发，必须分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体制的民族国家。在这个阶段，要用一切的手段使得自身更强大，否则根本没有推动世界革命的力量。所谓一国建不成社会主义，无非是一国的力量不够强、人口不够多，市场不够大。这个规律，对于今天的中国不成立。我们解放东南亚，从苏联手中夺回外东北和外蒙，就是为了让自身有足够的资源，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这个第一阶段，民族主义的色彩是浓厚的，建设国内的社会主义，也必须用民族主义来凝聚合力。”
“第二个阶段，是世界革命的初期。次大陆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在第二阶段的标准做法。虽然将不同民族能够团结在一个国家的范畴里，在人民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发展社会主义，是最高效率的。但现实做不到，如果我们还要把次大陆像是东南亚一样纳入中国，那么反作用力会非常强大，这个时候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就成为巨大的障碍。”
“所以现实的做法，是支援他们，推动他们通过自身为主的斗争，建立起类似我们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降低我们的孤独性；另一方面，就是扩散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解放全人类、实现信仰的一部分。”
“苏联的历史，给我们以警醒。斯大林的思路，与我们的思路是类似的，要让苏联尽可能地自身强大，所以他尽量地领导苏联，纳入了最多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