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西方一场“理论大师”们的盛宴开始了，起因并不复杂，表面上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邀请了这些大师们讨论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对比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未来。
而CFIA则相信，这是乔治凯南推动的美国“民主自由”体制，对社会主义的一次思想进攻，是肯尼迪政府背后的美国上层建筑，试图在理论上对美国“黑人民权”和“学生运动”搞得西方狼狈不堪的一种反扑，他们试图形成一种舆论氛围，让欧美的知识分子相信，GC主义=集权=极权=专制=独裁，而西方=先进=文明=民主=科学。
李思华对此并不意外，最近的十年，西方在全球思想传播上处于劣势，无论他们如何夸赞西方的民主自由，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多数人和西方自己的进步知识分子而言，一帮殖民主义帝国，犯下了无数人类最卑劣的罪行，还夸赞自己的优势，有多少说服力呢？
本来美国显得比较“清白”，它屠杀印第安人的事迹，在诸多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罪行中，似乎也不算什么。但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其中警察镇压的血腥暴力，加上入侵伊拉克，除了西方以外，在中苏两国的大力宣传下，在发展中国家眼中，美国现在就是一个内部是种族主义者、外部是殖民主义侵略者的形象。他们虽然畏惧美国，但对于美国的看法都是很警惕的，国内舆论也对美国不太感冒。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当然对西方很不利，全世界都对他们非常警惕，当然无助于他们寻求利益。所以酝酿在思想和体制上的反击，本来就是应有之意。
李思华仔细阅读了这些“大师”的新作。声势确实不小，从爱德华?卡尔开始，包括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尼古拉斯?斯派克曼，还有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马丁?怀特、雷蒙?阿隆等人，其中的好几个人，她前世就很熟悉他们的著作，毕竟原时空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号称比较“有深度”的公知，大部分以他们的理论，作为自己表现高大上的支撑嘛，仿佛读过这些人的著作后，他们在中国就是人上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民众就是该被他们指点的蝼蚁。
李思华当时好奇之下，也读过这些人的书，不过她是大失所望，觉得这些人都是“自我设限”，跳不出传统的西方那几个国家的语境，主要还是在为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辩护而已，同时攻击苏联的“极权和专制”，说白了，此类“大师”，不过是西方的喉舌，哪有什么真正的独立思考？
例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其实是个神学家，所以他看到苏联“强制”推行GC主义意识形态后，就认为苏联罪大恶极，此人拒绝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由是，源于他“深知人的本性是罪恶的、不完美的”，这个哲学观点后来被称为基督教现实主义。其实很扯淡，不就是基督教所谓的原罪吗？
例如汉斯?摩根索，1937年从德国跑到美国的犹太人。此人的理论叫做“权力政治”，他认为国家争夺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尤其是工业和军事权力）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保证，权力弱小的国家在国际上必然受制于人，国家利益是评判对外政策的唯一标准，强者才有生存之道。美国采用了他的以权力界定利益的观点，为美国政治家推行扩张政策张目，即所谓“能力越大，利益越大”。
摩根索的所谓理论，可能当初在西方是新鲜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老生常谈。
再如雷蒙?阿隆，是法国右派哲学家。他严厉批评左派的意识形态，认为终极理想不可设想，“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昔日激励过政治乐观主义的三大信念：“进步”、“理性”和“人民”。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历史崇拜，这些概念就失去了理性而变成了神话。所有社会，都会不可避免地分裂成一小撮精英和受精英领导的大众，并且大众的行为必然陷入非理性之中，受非理性力量即“剩遗物”的操纵，例如宗教。
阿隆的论点，基本上是历史和未来的不可知论，所以基于意识形态的努力，最后都会偏差。
至于他们在美国暗中组织之下的最新文章，无非是从他们各自擅长的理论，来帮助美国论证GC主义=集权=极权=专制=独裁，而西方=先进=文明=民主=科学罢了。
李思华安排社科院等部门的理论工作者，撰写一批文章反驳，这些西方“大师”的文章，对全球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些影响的，必须要应对。然后，她还抽空自己写了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及其海外多个版本的头版头条，文章迅速疯传全球各国，被各国媒体形容为，对这些“大师”给了一次雷霆重击。
李思华文章的标题是《螺蛳壳里的大师》，她用讽刺的语调写道：
“随便浏览了一下这些在欧美被誉为思想大师的新作后，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怪异，后来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他们都不过是一些螺蛳壳里的大师。”
“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