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腾在伊朗的日子里，华京的气氛却有些紧张，因为一场大规模的“反贪腐”运动即将发动。
西元1963年的初春，政治局常委会议，主席也应邀参加。
主席看着眉头紧锁的李思华，笑着安慰她说：“贪腐这种事情，就像是一座屋子如果不打扫，灰尘就会不断地掉落积累，哪怕你紧锁门窗也一样。保持干净的办法，还是要勤快地打扫。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运动这个法宝不能丢，常规的法律制度，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关键的时候，还需要运动来实施短促有力的整风。”
李思华点点头，让她难受的事情在于，在建国初就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反腐机制，她自认为要比原时空完善得多，尤其是各种主动的监督审计模式，以及流官和流干制度，但从最近对全国的调查来看，贪腐的情况仍然在发展，只是相比原时空，规模相对较小、涉及的人员较少，以及贪污的金额较小。但也更加隐蔽，更加花样翻新。
她冷静下来，先说了一些在此次调查中，发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新贪腐案例。
例如某个官员，帮助私企解决了一件事情，让私企获得了不当利益。私企答应给他回报，回报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给他的一个“可靠”的亲戚干股，等这个官员退休了，按照协议干股就激活，前官员就可以通过他的亲戚，让私企回购干股，当然他也可以留下一部分，每年吃分红。
这是规模比较大的，如果事情比较小，这个官员也可以让他的亲戚到这个私企挂职，当个兼职顾问什么的，享受一份最高的薪水，这份薪水，其实就是贪腐所得。类似这样的模式，大约可以叫做“市场化延迟满足模式”，很科学不是吗？
例如商品房领域，官员在土地上捣鬼，让房地产商低价取得了土地。而官员的亲戚，预付少量定金购房，并约定5至10倍的违约金。此后房产商故意违约，又将房子卖给他人，官员的亲戚向法院起诉房产商违约，经过法院宣判，可顺利拿到5到10倍的“违约金”。这是“法律化贪腐模式”。
例如某个官员的亲戚，大字不认识几个，居然是十多项专利的发明人，而这些小专利，实际上都是某个企业的，这个企业然后再用高价收购这些专利。这是“科技化贪腐模式”。
至于什么官员的书画出色，卖得高价；从农民那捡漏，收到了古玩、司机帮领导炒股赚得盆满钵满、青年干部与多位漂亮女性谈朋友、私自占有“废旧物资和报废设备”等等其它方式，不一而足，各种花样十足。单单是财务方面发现的新型贪腐，模式就有100多种。
主席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这些人可实在是太聪明了，可是聪明都用到邪路上去了。
刘韶其叹息了一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原来以为流官流干，能够克服贪腐，但还是有很多流水都冲不动的垃圾积存呀。”
李思华说道：“是的，以前听说过一种说法。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所有社会的天字第一号难题，而贪腐就是天字第二号难题，确实不假。”
“从全世界历史上的经验来看，治理贪腐主要依靠的是体制，而应对贪腐不同的体制大致是4种。”
“第一种是军人当政。我们可以发现第三世界国家有不少这样的案例，青年军官觉得文人政权贪腐，于是政变夺取政权。但从结果看，不过是以军人的封闭式腐败，替代了文人政权的广泛腐败，而且军政府几乎都不会搞经济，往往让国家的情报变得更糟，让现代化的过程中断。”
“第二种是暴民政治。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暴雨般地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但这样社会受到全面挫伤，国家无法正常运转。”
她说道这里，看了主席一眼，她前世很多人将“文革”就视为这样的暴民政治，确实冲垮了腐败特权，但也让国家失去了正常运转的机制。这个她也和主席谈过，她看到主席这会陷入了沉思。
“第三种是开明专制。一般只适合那种小型的城邦国家，它是以企业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小社会，没有普选制度，但对于腐败能够控制。就像是一家大企业中，有着一个严密的审计部门，但这种体制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规模小，对于大国是无效的。”
“第四种即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选制，通过媒体开放和法律系统独立，来防范贪腐。但我们都知道，这完全是扯淡，无论是媒体还是法律系统，都不可能做到独立，都是由背后的金主和利益集团控制的，这就像西方经济学，一直在讨论完全自由竞争，可社会的现实，永远是寡头和垄断经济。”
“我在美国那几年，亲眼见到了美国式的腐败，他们大多数是市场化的贪腐，但其贪腐程度，一点都不比发展中国家逊色。”
“除了上述4种模式，我国的模式可以算是第5种，人民民主专政。其特点是在人民支持下，建立起庞大的流动监督机构，同时实施流官流干和人民检举。到目前为止，其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