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云腾的考虑中，联合指挥作战体系是顶层设计，而陆军的合成化则是下沉的发展路径，上下两层的改革提升，加上空军、海军等军事科技和指挥的发展，在10~20年的时间里，就能造就一只空前强大的中国军队。这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执念和事业的理想。
按照赵云腾的记忆，在他前世1983年的美军伊朗事件中，美军就吃了缺乏有效联合指挥的大亏。美军现场有4个指挥官，令出多头，甚至彼此无法辨认，无线电通信居然互不兼容，大家都不知道谁该负责。而现场又环境恶劣，黄沙漫天，一片黑暗，最后只得各自为战，导致美军的拯救人质行动，一败涂地。
赵云腾知道，美军从五十年代就想搞联合指挥，但到了八十年代都还是一地鸡毛，从1986年起才逐渐好转，说白了就是军队内部的官僚主义盛行和权力地盘思想，一直到吃了大亏，才不得不转变和改革。而改革后，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大见成效，以至于当时的海湾战争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得意地说过：“战争中，非常非常清晰的指挥链和对下级指挥官的责任，使我们在战场上，统一指挥部队和联合作战的能力，无人匹敌”。
这就是高效联合作战的威力。对比一下，在越南战争中，单单是空军，就被后来担任美国联参会毛泽东的戴维琼斯上将讽刺说：“军种之争使得越南战场上至少有着6场不同的空战。海军在北部的空战，空军在北部的空战，战略空军的空战，海军在南部的空战，越南人的空战，以及陆军直升机的空战。”按照他的看法，越战中的美国空战，就是目标不明、职责不清的典范。
但人民军队现在的情况，官僚主义和私人利益，都得到很大抑制，实行这样的改革可以快速见效。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说白了其核心还是一套机制，是“人治”，虽然也需要军事科技基础，例如通讯系统，但在五十年代已经可以基础性地推广，而到六十年代的科技支撑下，就可以成为一种“常态”。
所以美军花了几十年才定型，并发挥了巨大威力的联合作战体系，新中国应该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就实现。
演习结束，新的联合作战体系经受了演习的考验，体现出良好的效果，在场的将军们都比较满意，林彪还赞叹了一句：“上善若水，整个指挥过程就像流水一样，平静而高效。兼顾所有，聚力于一，很好。”
彭老总专门走到了赵云腾的面前，让他有点紧张，因为彭总一向严肃严厉。他没有露出笑容，只是重重地拍了赵云腾的肩膀，说道：“干得好！”让他有点懵圈，彭总走了他才想到，担任国防部长的彭总，当然知道这个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由来和发展过程。
领导们都走了，赵云腾才瘫坐下来，感到了迟到的一阵阵紧张之后的疲惫，同时也有着轻松。他觉得，这件事，算是干成了。
1950年12月的一天，赵云腾在印度次大陆比哈尔的游击队基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这一次可能要呆好几年。
他现在是“中国援印革命军事顾问团”的副团长，是配合皮定军团长，协调印度“红色走廊”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红色军队的指挥和建设。
新中国当初向印度次大陆五个邦，派出了二十几只组织健全、在中国经过长期培训的次大陆各族裔的游击队和党组织，经过2年多的发展，这些游击队大致形成了24个团左右的兵力，占领了五个邦大面积的农村，现在印度在这里的存在，只限于一些大中城市。但是暴风雨可能要来了，因为南部的海得拉巴，已经被印军全面占领。
海得拉巴大公的雇佣军，只能靠钱维持，战斗意志和战力都太弱了，虽然购买了中国提供的大批武器弹药，也经过中国派遣教官的一些军事训练，但终究是一只旧军队，在印度超过50万军队的合围下，逐渐还是失败了，不过相对于历史上印度几乎是“和平接收”的情况，在海得拉巴的战斗中，印军的损失，至少超过了8万人。
就这样，印军还不敢处决海得拉巴大公，因为担心激起全印度那些大公和潜在独立势力的愤怒，只能是把他关进监狱，号称永久监禁。
但印度的南部已经平定，印军的矛头就很可能转到针对这五个邦（实际上已经是9个邦了）的红色根据地上来，数十万大军的“围剿”很可能在数月后就会发生——等待印军从海得拉巴战争中缓过气来。
因此现在的时机非常关键，按照中央的决定，准备迅速加强次大陆红色根据地的军队建设。中国准备了14个师的装备和充足弹药，准备在顾问团的指挥下，将红色军队从24个团扩展到42个团，超过14万人，组成14个师的游击军队，这些军队已经具备了正规军的雏形，但战斗方式仍以利用山区的运动穿插和游击为主，暂时需要避免与印军正面决战。
能够向次大陆红色军队提供这样的资源，是因为1951年的革命基金预算已经高达2.5亿元（大致按照GDP的0.05%），而投资在印度次大陆的经费，就高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