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关于“大博弈工程”的进攻路线，即李思华没有多说的世界革命，近期她已经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争论，这应该是1935年两人合作以来，彼此分歧最大的一件事情。
毛泽东认为，新时空中国的力量，远非原时空可比，因此我们对于推动世界革命，应该具有更大的积极性，社会主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有输出和推动革命，才能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利用战后反殖民和世界民族自治自立的浪潮，是很好地输出革命的时机。新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号召亚非拉落后国家进行革命，走“广大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认为，从李思华描述的前世历史来看，未来美国和西方用隐蔽的方法，通过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寻找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方式，来推翻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国内的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必然会与国外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是不会变的，对付战争，只能通过列宁认定的革命制止战争的办法，和平共处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实力孱弱时的一种权宜之策，而不是长期的政策。
当然，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必须是马列主义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世界革命的任务，还得由当地人民自己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加以完成。
李思华同意毛泽东关于世界革命的总体思路，尤其是以亚非拉“中间地带”为突破口的思路，她的重点就想放在非洲。
不过她不同意的是，将中国很快推上所谓“世界革命中心”，主导世界革命的位置。她认为从前世的经验看，这样的作为，不过是让中国在全球变成了一个“孤立、愤怒的革命者形象”，其实除了各国少数的激进派别，响应者寥寥无几。而且会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敌人敌，不利于国家在近期的发展。
究其根本，主要是两点，一是所谓的反殖民反帝运动，大多数本质上是各国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发起的，他们也是当地的剥削食利阶层，并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说白了，就是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反对西方的旗帜，一旦他们独立了，往往又会重新倾向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这是阶级性决定的，也是西方强大的经济力量影响的。在她看来，支持这样的“革命”并没有大的意义。
二是世界革命，其实首先必须证明自身的体制，更能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和物质满足，精神不能代替一切。前世冷战，苏联耗费了大量资源在支持各国革命上，但反而没有解决好自己国民的物质生活，对比西方由于资本家在与社会主义竞争中不得不向民众让利，从而让民间消费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而言，苏联模式越到后来，越是缺乏吸引力。
因此李思华的建议是：
第一，我们应该躲在苏联的背后，先不去和他们争夺这个所谓“世界革命中心”的位置，按照前世的经验，苏联会使用大量资源，主动出击南美、中东等地域，我们要是同时去了，还和他们构成竞争，没有太大意义。
第二，我们需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建议在二五计划后，再逐步推进世界革命。那个时候本身她预计与美国的矛盾，会逐渐暴露，国家关系尖锐化了，自然就没有太多顾忌了。
第三，我们要有所选择，建议将重心放在非洲，以及斯里兰卡这样的过渡地域。而不是中东这样的焦点。中东因为石油的关系，是美国、苏联乃至英国全力以赴的地域，在我国的海军强大前，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而且这些地方，宗教情绪非常强烈，并不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推广。
第四、我们推动的世界革命，不应该把重心放在苏联那样利用当地的反美和反殖民上层建筑上，而应该坚持底层人民革命的路线。培养底层人民的政治组织、军队组织，建立农村根据地，扎扎实实，彻底革命，而不是把那些国家的反对力量都拉拢。
两人进行了多轮多次的激烈争论，在李思华详细分析了目前推动这样的世界革命，会对国家处于关键期的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后，毛泽东最后接受了李思华的意见，不过他还是很有遗憾。
李思华当然理解毛泽东的心态，毛泽东今年已经是53周岁了，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有效生命，岁月已经不多了，所以希望更快地推动世界的发展。不过治大国如烹小鲜，自己也急，可是前世的经验告诉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就发动这样的世界革命，势必带来巨大的损失，长期影响国家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人类体制，现在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完全到它的腐败和堕落期，实际上按照前世的经验，美国正在进入为期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对手，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
她向毛泽东表示，她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要证明它相对于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