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的号角在李家沟上空吹得震天响，却吹不来一丝救命的雨水。日头一天比一天毒辣，白晃晃地悬在头顶，像一只巨大的、毫无感情的独眼，冷漠地注视着这片被干旱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土地。风是干的，带着哨音，卷起地面的浮土和枯草，抽打在脸上，留下细密的疼。空气里弥漫着尘土被暴晒后特有的、令人窒息的焦糊味。
李远蹲在自家院墙根那几棵移栽的“老红芒”旁，手里捏着一小撮爹李老实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掺了微量尿素的稀粪水，小心翼翼地沿着稀疏的根系浇灌下去。这点珍贵的“营养”，对于早已枯槁的麦苗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叶片依旧萎蔫，边缘的焦枯范围在扩大，呈现出一种不祥的灰褐色。他心里清楚，这几棵承载着爹最后希望的“老红芒”，恐怕也撑不过这场持续蔓延的春旱了。
（它们会死吗？像试验田里那些一样，彻底化为尘土？）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他不敢想，却又无法回避。失败已经够多了，他不能再承受失去爹最后寄托的打击。可现实是无情的，干旱不会因为他的祈祷和担忧而有丝毫缓解。他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仿佛自己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坚持，在这片广袤而顽固的自然伟力面前，都渺小得像一粒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尘埃。
“远子！磨蹭啥呢！地都干得冒烟了，还不去把那几块‘试验田’边上再松松土，多少能保点墒！”爹李老实扛着锄头从院外进来，声音嘶哑，带着压抑不住的焦躁。他布满沟壑的脸上刻着深深的忧虑，眼窝深陷，整个人像被抽干了精气神。家里的存粮不多了，今年的指望，全押在这几亩薄田上。可老天爷像是铁了心要和人作对。
李远默默放下粪勺，拿起墙角的锄头。他知道爹说的“试验田”指的是那片几乎被遗忘的、只有几簇蔫苗的废墟。他走到田边，挥起锄头，一下，又一下，机械地翻动着干硬板结的土块。锄头撞击在土块上，发出沉闷的“咔嚓”声，震得他虎口发麻。汗水很快浸湿了后背，咸涩的汗水流进眼睛，刺得生疼。他机械地重复着动作，脑子里却一片混乱。
王老栓的威胁，刘老蔫的劝诫，陈志远的期许，像三股不同方向的力，在他心里撕扯。王老栓要“亮点”，要“政绩”，要他立刻拿出“看得见”的成果；刘老蔫劝他“糊涂点”，别跟自己、跟老天、跟人过不去，学学“小和尚头”的“傻劲儿”硬挺；陈志远则肯定他“实事求是”的态度，鼓励他“坚持住”，做“难能可贵的探索”。
这三股力，哪一股都分量十足，哪一股都让他无法轻易取舍。他理解王老栓的难处，一个村支书，要应付上级，要安抚村民，压力山大。他感激刘老蔫的关心，那是一个长辈在人生阅历基础上给出的、最朴素的生存智慧。他更珍视陈志远的认可，那是一个代表着科学殿堂的人，对他所坚持道路的最高肯定。
可理解、感激、珍视，并不能消弭现实中的矛盾。他夹在中间，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他既不想为了迎合王老栓而弄虚作假，背叛自己的良心和对科学的信仰；也不想像刘老蔫说的那样，真的“糊涂”到放弃思考，只凭一股蛮劲硬扛；他更害怕辜负陈志远的期望，让那点好不容易燃起的、关于“星火”的希望之光，彻底熄灭。
（我到底该怎么做？）他问自己，却找不到答案。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疲惫。这疲惫，比在省城熬夜做实验、比在试验田遭遇毁灭性打击、比在王老栓办公室据理力争时，都要沉重得多。那是一种从心底深处漫上来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深深的自我怀疑。
“远子哥！”
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李远的沉思。他抬起头，看见村主任的女儿秀芹，背着个小书包，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她额前的刘海被汗水打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眼睛亮晶晶的，带着一丝焦急。
“远子哥，我爹让我来跟你说，王支书刚才在村委会发火了，说你这‘星火’点就是个‘无底洞’，白占着地，浪费着人工，一点‘正经’东西都拿不出来！还说……还说要是不想办法‘弄出点动静’，就把你那几块破牌子拔了，把地收回去分给别人种！”
秀芹的话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精准地刺穿了李远刚刚因劳作而暂时忘却的焦虑。他握着锄头的手猛地收紧，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王老栓的怒火，比他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他不仅要在口头上施压，还要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收回土地！这意味着他所有的观察、记录、那几簇赖以寄托希望的“界石”苗，都将不复存在！
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让他浑身一激灵。他感到一阵眩晕，眼前的景象——干裂的土地、蔫萎的麦苗、秀芹焦急的脸——都开始旋转、模糊。他辛苦坚持了这么久，忍受了这么多非议和压力，难道最终就要这样被轻飘飘的一句话给彻底抹杀？
“远子哥，你没事吧？”秀芹被他苍白的脸色吓到了，小声问道。
李远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他放下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