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天寒地冻，华北平原落了薄雪，过山西、跨陕西、越甘肃，一路黄土茫茫，枯树残塬。
沿途村庄虽隐约有贴春联、蒸年馍的零星年气。但隔着冰冷的车窗，却是品味着一场触不到的人间烟火。
日子在车轮颠簸、昼夜轮换中悄悄溜走。
朦朦胧胧的就到了大年三十。
列车停靠在了进藏的终点车站，青海格尔木车站。再往前就没有铁道轨了。
七十年代的格尔木，还不是后来繁华的高原新城，只是大西北戈壁滩上一座孤零零的边城。
四周茫茫戈壁，黄沙连天，远处雪山连绵，人烟稀少。街道两边的房屋大都是简陋低矮的土坯房。
马路坑坑洼洼，寒风像刀子似的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吹得树杆，电线杆呜呜作响。
内地家家户户红灯高挂、爆竹声声、团圆守岁时。
格尔木只有无边的荒凉、凛冽的寒风，还有稀薄冷寂的空气。
援藏队路途跋涉、高原反应缠身，没法再赶路，只能临时在格尔木驻藏部队招待所落脚休息。
就在这座戈壁荒城里，过一个清冷孤寂的异乡大年。
招待所简陋朴素，墙皮斑驳，屋里生着铁皮煤炉，烧着劣质煤炭，冒着淡淡的煤烟味，勉强抵挡住刺骨的严寒。
窗外没有红灯笼，没有鞭炮喧闹，没有万家灯火，只有戈壁滩上的狂风呼啸而过，卷起地上残雪细沙，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
公安援藏队十几位警察，都是离家赴边疆的汉子。
只有梅怡一位女警官。
大年三十晚上，大家简单凑了一桌年夜饭，没有丰盛菜肴，只有咸菜、罐头、白面馒头。
外加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菜土豆汤。
没有酒水饮料，只有一壶滚烫的茯茶，在寒夜里冒着淡淡的热气。
屋子里就一盏昏黄的15瓦灯泡，光线昏沉，映着一张张略带疲惫、乡愁浓重的脸。
带队的王队叹了口气，打破沉默：“兄弟们，对，还有梅怡同志，咱们命里逢着任务，离家万里，没法回老家过年。委屈大家了，就在格尔木，
简单过个年，守岁聚聚，也算有个年样。”
几位年轻警员强撑着情绪，勉强说笑几句，聊着老家过年的风俗，聊家里父母妻儿此刻正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守岁唠家常。
有人说起老家蒸年糕、贴窗花、放鞭炮，你来我去相互拜年祝福。有人念叨着自家孩子盼着压岁钱。
句句都是家常，句句都是团圆。说不尽的欢乐，道不尽的忧伤
唯独梅怡，始终安静坐在角落，警帽依旧压得很低。
警帽的红五星在炉火的照映下，显得格外明亮。
她围巾半掩着脸颊，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捧着搪瓷碗，小口喝着热汤。
她刻意不动声色，跟着大家附和两声，眼底却藏着化不开的落寞与心酸。
七十年代大西北的春节，本就冷清荒凉，远离故土，没有亲人相伴，更没有一丝热闹喜庆。
窗外是戈壁雪原的苍茫死寂，屋内是一群异乡游子的无奈团圆。
同事们都看得出她沉默寡言，心事重重，只当她是初到高原不适、路途劳顿，没人敢多问，也没人知晓她心底藏着一场不敢触碰、不敢言说的刻骨爱恋。
年夜饭草草吃完，大家围在煤炉边烤火，有的打牌消遣，有的靠在床头闭目养神，有的望着窗外茫茫夜色发呆，各自揣着各自的乡愁。
夜色渐深，大年的钟声悄然而至。
内地此刻应该燃放起了爆竹。阖家围坐守岁，相互在祝福，灯火通明暖意融融。
可格尔木的夜，静得可怕，只有风声呜咽，远山沉默，戈壁无边，连一声零星的鞭炮声都听不见。
梅怡悄悄起身，走出喧闹的房间，独自站在招待所冰冷的走廊窗前。
寒风从窗缝钻进来，刺骨冰凉，像极了北大荒冰河上腊月的寒风。
她慢慢摘下裹脸的围巾，任由清冷的夜气拂过脸上那片狰狞的伤疤，不再刻意遮掩。
整座格尔木小城隐在沉沉夜色与风雪里，没有灯火万家，没有年味烟火，只有无尽的荒凉与孤寂。
这一刻，所有的坚强、所有的克制，瞬间轰然崩塌。
她靠在冰冷的窗沿上，眼眶一热，酸涩瞬间涌满心头。
又是过年了。
往年在北大荒插队，虽也是天寒地冻、条件艰苦，可还有杨军在身边。
腊月寒冬，冰河冰封，白桦林落尽枝叶，杨军会陪着她在27连连部边的小树林散步，会为她暖冻僵的手，会在雪夜里给她读诗，会偷偷把伊兰屯买来的糖块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