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的房间只亮着一盏台灯，橘黄色的光在墙面上画出一个不大的光圈。陈正明坐在桌前，那本笔记本摊开在面前，钢笔握在手里，笔尖悬在纸面上方。
他没有马上写。
窗外京州的冬夜很安静，没有车声，没有人声，只有暖气管道里偶尔传来的水流声，咕噜咕噜的，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吞咽。窗帘没有拉上，路灯的光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
丁义珍出逃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小时。沙瑞金的质问、季昌明的推诿、高育良的沉默、祁同伟的闪烁其词，都暂时告一段落。专案组已经成立，调查正在进行。假护照的来源、套牌车的去向、边控指令的传递链条，每一条线索都在追，每一个人都在查。
但他知道，这些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问题不是丁义珍怎么跑的，是谁让他跑的。那个人的级别不会低，低的人没有这个能力；也不会太高，太高的人不需要亲自出手。那个人就在省委大院里面，就在常委会的参会名单上。他可能是高育良，可能是祁同伟，可能是季昌明，也可能是那个一直笑眯眯、从来不表态的田国富。
不是没有证据，是证据还不够。丁义珍跑了，他手里的证据链断了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断了，就接不上了。接不上了，就查不下去了。查不下去了，那个人就安全了。
他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凌晨四点，丁义珍从京州酒店后门上车。假护照，套牌车，贵宾通道。手续还没到，边检查不到他的名字。不是技术漏洞，是人为安排。”
钢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
“陈海在机场，眼睁睁看着他走了。他打电话给我，声音是哑的。他说‘陈秘书长，我尽力了’。我说‘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尽力不尽力的问题。是程序的问题。程序走完了，人已经在地球另一边了。程序没错，错的是时间。时间不等人，程序等。人等不起，程序等得起。等的人输了，等程序的人赢了。”
他换了一行。
“我是穿越者。我知道丁义珍会跑。从季昌明说要汇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从高育良说要研究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从沙瑞金说‘明天再办’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知道，但我不能说。说了，陈海问我怎么知道。我说‘我看过剧本’？他以为我疯了。不说，他跑。跑了我才能追，追上了才能审，审完了才能判。程序一步都不能少，少一步，将来他在国外请了律师，会说‘中国的程序不合法’。所以，只能让他先跑。”
他停下来，抬头看着窗外。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地面上。
“这就是穿越者的宿命。知道答案，但不能说。说出来，答案就成了剧本。剧本不是证据。证据要自己找，路要自己走。走了十八年，从青江走到绿藤，从绿藤走到江东，从江东走到河昌，从河昌走到京海，从京海走到榕城，从榕城走到东川，从东川走到京城，从京城走到汉东。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踩实了，才不会滑倒。滑倒了，就爬不起来了。”
他的笔迹变得沉重起来。
“老沙想用我。他想让我当刀，砍高育良，砍祁同伟，砍赵家在汉东的残余势力。但他不知道，刀也有刀的规矩。刀不认人，只认法。法让我砍谁，我就砍谁。法不让砍，谁让我砍也不行。老沙给我名单，我看了一眼，没接。名单上的人，有些该查，有些不该查。该查的，我会查；不该查的，谁来说情也没用。”
他蘸了蘸墨水，继续写。
“季昌明说按程序走。程序是他的盾牌，挡住我，挡住陈海，也挡住他自己。他不想担责。丁义珍跑了，他说‘我是按程序汇报的’。程序没错，错的是执行程序的人。他把程序当成了不作为的借口。田国富说向沙书记汇报。汇报是他的借口，不做事，也不犯错。沙书记同意，他批；沙书记不同意，他不批。批与不批，他都没有责任。他永远正确，永远不得罪人。”
他抬起头，揉了揉酸涩的眼睛。
“陈海是个好人。他查案仔细，办事认真，不偷懒，不耍滑。但他太老实了。老实到季昌明说按程序走，他就按程序走。程序走完了，人跑了。他跟我说‘陈秘书长，我尽力了’。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尽力了，但他的尽力不够。在这个系统里，光尽力是不够的。还要快，还要准，还要狠。他不快，不准，不狠。所以他只能看着人飞走。”
他翻过一页。
“祁同伟请我吃饭那天，哭了。他说他出身寒门，没有背景，没有人脉。他跪过，求过，哭过，笑过。他娶了不爱的女人，只因为她父亲是省委副书记。他说他爱高小琴，高小琴也爱他。他说如果有一天他出了事，求我照顾高小琴。他说高小琴是个可怜的女人。他说得对。高小琴是个可怜的女人。他也是个可怜的男人。可怜的人做了不可怜的事，就不值得可怜了。”
他写到这里，钢笔没墨了。他拧开墨水瓶，把笔尖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