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远，合议庭的意见呢？”
方远把纸翻到第三页。“合议庭的意见更分裂。两个人的意见是维持原判，一个人的意见是发回重审。维持的理由是体罚与教育惩戒的界限确实模糊，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应当有一定的惩戒权。如果动辄认定体罚，老师不敢管学生，教育就无法进行。
发回重审的意见认为，一审对‘体罚’的认定标准有问题。学校的解释是‘拍了几下’，但医院的诊断证明显示背部有多处淤青，臀部红肿，这不是‘拍了几下’能造成的。应该发回重审，要求一审法院重新调查事实。”
陈正明把诊断证明从卷宗里抽出来，放在桌上。淤青的照片很清晰，青紫色的，一块一块的，大的像巴掌，小的像指印。这些伤不是“拍了几下”能造成的，是反复击打、用力击打才能形成的。
“方远，这个案子，我同意发回重审。一审对体罚的认定有问题。‘拍了几下’和‘多处淤青’不是同一个概念。一审采信了学校的解释，但没有要求学校提供证据证明他们的解释是真实的。学校的解释是‘正常惩戒’，但正常惩戒的证据在哪里？有没有校规支持？有没有教师手册规定？有没有其他老师在场作证？这些都没有。一审把举证责任搞颠倒了，所以事实没有查清。发回重审，不是改判，是把事实查清楚。查清楚了，该维持维持，该改判改判。”
方远把这两条意见都记了下来，把纸折好塞回口袋。他没有马上走，站在那里，手插在裤兜里，手指在里面轻轻点着，像在弹一首无声的曲子。那曲子里有期待，有试探，也有某种他不想明说的、希望被认可的迫切。
“陈院长，你知道这两个案子为什么在我手上压了那么久吗？”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陈正明靠在椅背上，看着他。
“不是因为案情复杂，是因为没有人愿意作决定。维持原判，简单，不会错；改判或发回重审，麻烦，可能错。所以谁也不愿意作决定，拖着，拖到审限快到了，拖到不能再拖了，拖到分给新来的副院长。你来之前，这两个案子在庭务会上讨论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争来争去，没有结果。老陈说‘维持原判，保险’；小宋说‘改判，对当事人负责’。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也拿不准，所以一直压着。”
陈正明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方远。窗外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嫩绿嫩绿的，在风里摇晃。春天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
“方远，你不是怕作决定，你是怕作错了决定。法官也是人，人也怕错。但怕错就不作决定，法律的尊严就没有了。当事人上诉到高院，不是来听我们说‘证据不足’的，是来听我们说‘对’或者‘错’。你说‘对’，要说出对的理由；你说‘错’，要说出错的根据。你说不出来，当事人不服。你说得出来，当事人服不服是他的事，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尽职责的人，不怕错。”
方远站在那里，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垂在身体两侧。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皮鞋尖，那上面有一点灰尘，大概是刚才爬楼梯时蹭的。
“陈院长，我在刑一庭干了那么多年，审过的案子有几百件。有改判的，有维持的，有发回重审的。我不敢说我每一个案子都判得对，但我敢说每一个案子我都尽了全力。你来了，我更不敢偷懒了。不是因为你官大，是因为你懂。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愿意替我们扛。”
陈正明转过身来。“我不是替你们扛，我是跟你们一起扛。你们扛不动了，我帮你们扛；我扛不动了，你们帮我扛。谁也不是铁打的，都会累，都会怕，都会错。但错了要认，认了要改。改了，就是好法官；不改，就是坏法官。你不是坏法官，你是好法官。好法官不怕错，怕的是不改。”
方远走到桌前，把那摞卷宗重新摞好，抱在怀里。他的眼眶有些红，但表情是硬的。他在刑一庭干了那么多年，从书记员干到审判员，从审判员干到副庭长，从副庭长干到庭长。
他的头发白了大半，不是染的，是熬的。法官这个职业，把人的头发熬白了，把人的眼睛熬花了，把人的腰熬弯了，但把人的心熬硬了。心硬了，才能坐得住那张椅子，才能敲得响那个法槌，才能看得透那些案卷。
“陈院长，谢谢你。”方远抱着卷宗，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你来了，我敢判了。不是因为你每次都支持我，是因为你说得对。你对，我敢判；你错，我敢跟你争。”
陈正明没有接话。方远走了，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稳的声响，节奏比来时轻快了一些，像一个人卸下了重担，又像是刚把一块压在心头许久的石头搬开。
陈正明坐回桌前，翻开那本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方远来了。他带来了性骚扰案和未成年人案。两个案子，合议庭意见都不一致。不是案子复杂，是法官不敢判。怕错。怕错就不敢判，不敢判就拖着，拖着就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