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搞清楚京海政法系统的真实状况，不是汇报材料里的“成绩显著”“稳中向好”，是卷宗里的超期羁押、证据链断裂、程序违法、推诿扯皮。那些东西写在纸上，藏在柜子里，锁在抽屉中，没有人愿意把它们翻出来，因为翻出来就是问题，问题就是麻烦，麻烦就是责任。
第一站是京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在城东，从市委大院开车要四十分钟。车越开越偏，路越来越窄，两边的房子从高楼变成了平房，从平房变成了荒地。
看守所的铁门是黑色的，很高，门口站着两个武警，荷枪实弹。陈正明出示了工作证和政法委的介绍信，武警战士检查了证件，用对讲机跟里面通话，过了一会儿铁门开了。
来接他的是看守所的所长，姓郑，四十多岁，穿着一身警服，肚子很大，把皮带都遮住了。他脸上挂着职业性的笑容，但那笑容在看见陈正明身后没有跟着电视台记者之后，收了三分。郑所长一边走一边介绍，说看守所这几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长足进步，连续几年无安全事故，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
陈正明没有接话。他不想听这些，他想看的是真实的情况。他停下脚步，转身看着郑所长。“郑所长，我要看超期羁押的台账。近三年所有超期羁押的案件，按年度分类，每一个案件都要注明超期天数、超期原因、办案单位、办案人。你现在带我去。”
郑所长的脸色变了，那种变色不是从红变白，是从红变灰，像一块烧红的铁被突然浇了一盆冷水，发出嗞啦一声，冒出呛人的白烟。他的笑容彻底消失了，搓了搓手，那双手又肥又白，手指短粗。“陈书记，这个台账，我们每周都报给检察院，检察院那边应该有。”
“我问的不是检察院，我问的是你。看守所是羁押场所，在押人员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该出去的，什么时候出不去的，你这里应该有最准确的记录。检察院的监督是事后监督，你这里是事前控制。你把台账拿出来，我看看。”
郑所长站在那里，手不搓了，插进裤兜里，低下头想了想，抬起头挤出一点笑。“陈书记，这需要向上级请示。”陈正明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在躲闪。他不再说话，站在原地等着。郑所长见他不动，犹豫了一下，转身走了。过了十几分钟，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台账，封面是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白。他把台账放在桌上，翻开第一页。
陈正明低下头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慢，每一页都仔细地看。超期羁押的案件很多，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原因五花八门——案件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在法院审理，案件补充侦查，办案人出差，办案人生病，办案人调走了，卷宗找不到了。他翻到第三十六页的时候，手指停了。
一个盗窃案的嫌疑人，超期羁押了将近一年，超期原因是“卷宗丢失”。他把这一页折了一个角，继续往下翻。超期羁押一年以上的有将近十件，其中一件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超期羁押了快两年，超期原因是“案件在检察院和法院之间来回退查，退了查，查了退，一直没有结论”。
他把台账合上，那“砰”的一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像打雷。“郑所长，这些超期羁押的案件，你们向检察院报告过吗？”
“报告过。每个月都报告。”
“检察院怎么处理的？”
“检察院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我们也没办法，办案单位不退，我们不能放人。放了人，办案单位找我们麻烦；不放人，检察院找我们麻烦。我们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一丝无奈，一丝“你当了政法委副书记你就知道我们有多难”的诉苦。
陈正明看着他那张肥白的脸，没有安慰。
“郑所长，超期羁押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不是建议，是命令。你夹在中间不是理由，你没有向更上级报告不是理由，你怕得罪办案单位不是理由。你怕得罪办案单位，那你怕不怕法律？法律说不能超期羁押，你就不能超期羁押。办案单位不退，你向上级报告；上级不管，你向再上一级报告。报告了，责任就不在你。不报告，责任就在你。你现在把台账给我复印一份，我要带走。”
第二站是京海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姓孙，四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像一个中学老师。陈正明坐下来，没有寒暄，从帆布包里拿出看守所超期羁押台账的复印件，放在孙处长面前。
“孙处长，这是看守所近三年超期羁押的台账。这么多超期羁押的案件，你们检察院发了多少纠正违法通知书？”
孙处长拿起台账翻了翻，眉头皱了起来，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擦拭，动作很慢。他把眼镜戴上，抬起头看着陈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