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字迹潦草，但每个字都很有用。

    周日下午，他给林婉清打了一个电话。知远在电话那头喊“爸爸”，喊了好几声。他问知远“你在干什么”，知远说“画太阳”。他说“画好了寄给爸爸”，知远说“好”。

    周一上午，联合调查组的三个人坐在政法委的小会议室里，把王建国案的卷宗全部摊开在桌上。法院的、检察院的、公安局的，三家的卷宗加在一起，有厚厚几摞。

    他们一页一页地翻对了三天，把每一份证据都重新审查了一遍，把每一个疑点都标注出来，把每一条线索都记录下来。

    周三下午，调查组向陈正明汇报。公安重新勘查了事故现场，找到了新的目击证人；检察院重新审查了法医鉴定报告，发现了鉴定人资质问题；法院重新审阅了自诉材料，认为原审驳回自诉的理由不充分。

    陈正明听完汇报，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他手里拿着红色记号笔，在白板上写下了几个字——重新侦查、重新鉴定、重新审理。三个词，九画，画完之后把记号笔放回白板槽，转过身来。

    “公安，重新侦查。把新的目击证人询问清楚，把肇事司机的陈述重新核实，把事故现场的刹车痕迹重新鉴定。检察院，重新鉴定。法医鉴定人的资质问题，请省检察院的法医重新做一份鉴定。法院，重新审理。原审驳回自诉的裁定，建议审判委员会再审。这个案子，不是证据不足，是没有认真查。现在认真查了，证据就足了。”

    联合调查组的三个人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陈正明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窗外的天终于晴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钻出来，阳光照在院子里那几棵棕榈树上，宽大的叶子在微风里摇晃。

    一个月后，王建国案重审开庭。

    陈正明没有去旁听。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的钢笔一下一下地在指尖转着。电话响了，孙建国打来的，声音有些激动。“陈书记，判了。肇事司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王建国在法庭上哭了出来，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三年多的、终于可以释放的、但还是很轻很轻的、像一条被堵了很久的小溪终于找到了出口的无声流淌。”

    陈正明挂了电话，把钢笔帽拧上。窗外的阳光照在笔记本上，他把那本笔记本打开，在“王建国”三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横线很直，笔尖把纸压出了一道凹痕。

    他在心里对王建国说了一句话:“王建国，你的案子结了。你儿子的命，法律替你讨回来了。你等了三年，没有白等。你去你儿子的坟前告诉他，坏人被判了，他可以安息了。”

    下午下班的时候，陈正明背着帆布包走出市委大楼，天已经快黑了。一月的京海天黑得早，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地面上。他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远处那栋挂着“强盛集团”四个大字的写字楼，那四个字已经不亮了。

    强盛集团被查封之后，楼顶的招牌就被拆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钢架，像一个人没有了头颅，空荡荡地支棱在那里。他看了一会儿，走下台阶。孙建国从后面追上来跟他并排走到公交车站。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陈正明上了车，投了币，坐在靠窗的位置。公交车开动了，窗外的街景慢慢地退后，霓虹灯的光在玻璃上映出一片红红绿绿的光斑。他把手伸进帆布包里，摸了摸那本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面磨得发亮，边角卷了起来，里面夹着林婉清写的那张纸条——“菜在锅里，饭在电饭煲里。婉清。”字迹娟秀。他把纸条摸了一遍又一遍，放回去，闭上眼睛。公交车晃晃悠悠的，像一个巨大的摇篮，但在这个晃动的黑暗里，他慢慢地沉了下去。他太累了。